塞納河畔的法蘭西學院，被譽為法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殿堂，40位院士皆為終身制，各有其坐席，只有某位院士辭世之后，方會選出繼任者。院士被譽為“不朽者”，地位尊崇，大革命前甚至享受皇室成員的待遇，但在1897年至1945年坐在法蘭西學院圓頂大廳之下的外交家加布里埃爾·阿諾托，卻在上個世紀遭千夫所指。

本文選自龔古爾文學獎得主阿明·馬洛夫的《塞納河畔的一把椅子：法蘭西四百年》（文匯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轉(zhuǎn)載。

1896年10月7日，在孔蒂河濱道發(fā)生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俄國尼古拉二世沙皇正式訪問巴黎，來參加學院的一次例會。有人說他是以這種姿態(tài)表示要追隨他的遠祖彼得大帝的榜樣。

彼得大帝，說實在的，從來沒有參加過這類會議。1717年5月，他前往學院所在地——那時還在盧浮宮里；但是他像平時一樣，也沒有對誰說要去。有兩位院士碰巧在那里，急忙讓他參觀會議廳；大廳是空的，他轉(zhuǎn)身就走。

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亞歷山德拉皇后，他們要來參加的是一場真正的會議；他們也就給他安排一次。學院幾乎全體都到齊了；缺席的只有兩位，其中有沙勒梅爾，那一天他已生命垂危。

有幾人致歡迎辭，有一首平庸的應景詩，然后圍繞詞典上的一個詞展開討論：動詞“animer”（給以生命，賦予活力）。院士們機智幽默，各顯神通，沙皇本人也發(fā)言參加討論。他興致很高，準備延長在這里停留的時間。但是那天晚上在市政府還有一場歡迎會，然后在俄羅斯大使館有一場宴請，又接著在法蘭西喜劇院有一場盛大演出……下午五點，法國外交部長加布里埃爾·阿諾托用手指點戳他的表，表情謙卑?；实埸c點頭，立即起身。其他在場的人也同樣做。

三星期后，傳出沙勒梅爾的死訊。在選舉他的繼任人的日期確定之際，學院卻意外收到有阿諾托先生本人簽名的參選信。

這種做法不合時宜，甚至有點不適當。外交部是共和國最有威望的政府部門之一，部長一直還在任上。他不久前還以這個身份參加過一次私下會議。他難道是在利用自己的職權“奪門而入”嗎？這對學院來說真是左右為難。要是說“不”，這豈不是讓大家以為是在蔑視法國政府；要是說“是”，如何又不讓人覺得屈服于特權？

話雖如此，毫不否認，那人具備當院士的一切才干。他若在其他場合自薦，大家或許不會驚奇，甚至還會慶幸他這樣做。他是個天才的歷史學家，工作嚴謹，文筆清新；不但是知識型人才，也是人人盡知的實干家，要不怎么年僅四十就已經(jīng)做上了法國外交部領導人？有些人看不慣他這種不合時宜的做法，則發(fā)牢騷說，他太懂得實干了。

到了投票那一天，那是1897年4月1日。在這次會議上有兩把椅子空缺。一把椅子在第一輪便投票結束。另一把椅子，第一輪投票無人獲過半票數(shù)，包括外交部長；進入第二輪，然后又進入第三輪；最后在第四輪選出，僅有一票之差。這樣做顯示了學院的“集體智慧”，他們不欣賞他的做法，也要執(zhí)意表示出不滿，但做得還是含蓄，有分寸。

阿諾托意識到這是給他的小小下馬威，倒也不生氣，對同仁也不耿耿于懷。他坐上這把椅子長達四十七年，出席率還比大家預料的要高。另一方面，他的外交生涯不久后突然結束，逼迫他回到安靜書齋生活，從事研究與寫作。其實這也更適合他的脾性與天賦。

他1853年11月出生于庇卡底一個公證人家庭，在聲名顯赫的巴黎文獻學院學習。后來他在回憶錄《我的時代》中敘述，他一頭鉆入檔案資料中，忘記鐘點，忘記日期，甚至忘記進食。他生命中有一段時間放下檔案工作，這完全是由于那位他與大多數(shù)同胞尊敬崇拜的甘必大的干預，他以前從未見過甘必大，甘必大有一天則召他來辦公室，“分配他任務”。

這是在1881年6月。阿諾托還是個青年歷史學家，二十七歲，非常用功，名聲不響；他在圖書館搞研究時，有一個論題啟發(fā)了他，想要深談，于是給《歷史雜記》專欄寫了一篇文章，登在甘必大與朋友創(chuàng)辦的《法蘭西共和國》日報。這位政治人物那時是國民議會主席，但是對自己的日報還是十分關切，他非常欣賞阿諾托的文章，它談的是南特敕令，亨利四世頒布此敕令，結束了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宗教戰(zhàn)爭。甘必大覺得這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應該在法國提出類似敕令，借以結束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間、教權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之間等等沒完沒了的爭吵；由于《歷史雜記》的文章是不署名的，他詢問總編輯這位作者的身份，表示希望跟他見面。

阿諾托在《回憶錄》中敘述他怎么在波旁宮的辦公室里受到這位大人物接見。“我一下子就被征服了。他五官端正、氣色清朗，用獨眼觀察，可以說心靈也獨一無二，聲音溫和，有點嘶啞，顯得更親切，思想睿智，心地坦誠，待人寬宏親切，伸出手來有禮有力?？傊痪湓?，他本人及給我的接待使我全身感到他的氣場，自后任何東西，即使是離別與死亡，都不能夠驅(qū)散?！?/p>

甘必大被“黨派之間的南特敕令”這個概念吸引住了。他對此談論了很久，提到實行以后對國內(nèi)外關系的好處。突然，他對著發(fā)愣的客人大吼一聲：“別搞您的檔案了！參加政治吧！聽到嗎？我們需要人才。明天，您要是不占個位子，獲取經(jīng)驗，那就會太晚了……過來吧，給我們帶些青年來！”

面對這樣的召喚，尤其是一位生前已成為傳奇人物發(fā)出的召喚，阿諾托怎么會無動于衷呢？此外，對于一位熱愛歷史的人，不但可以參與敘述，而且還可以參與行動，這個誘惑是巨大的。

他起初在甘必大身邊工作，后來他成為另一位接近神話般的人物朱爾·費里的辦公室主任。這兩人在今天都屬于共和國創(chuàng)建者行列中的人物。他們是朋友，多數(shù)情況還是政治盟友；但不總是這樣，他們有時也意見分歧，甚至還完全對立。前者在后代看來，是共和國力挽狂瀾的象征。后者在人們的記憶中一直是共和制學校的創(chuàng)始人——世俗化、免費入學、義務教育，有時也忘了他另一方面卻是建立殖民帝國的積極鼓吹手之一。在他的思想里這甚至是教育政策的自然結果：法國有責任給人民提供最好的教育；同樣，它有義務給世界其余地方推廣啟蒙知識。很少人談到“文明使命”像這位左派人士那么確信和雄辯，他是個堅定的共和派、人文主義者和共濟會成員。

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分裂，在未來的幾十年內(nèi)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保衛(wèi)殖民地逐漸變成民族主義者和右派政黨的特權，而左派則避之唯恐不及。在這件事上，今天的人很難理解19世紀最后三十年人們的心理狀態(tài)：阿諾托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看到“多虧了費里”，議員們開始使用那時還很陌生的一個詞“殖民地政治”，由衷感到高興。

費里擔心的一件事甘必大也擔心，那就是法國人遭遇1870年的崩潰，意志消沉，在感情與思想上成為民族主義思潮的人質(zhì)。民族主義以復仇作為一切事物的出發(fā)點，念念不忘這件事必然造成一種不健康的氛圍，人人都相互責備對方叛國或巴結敵人，尋找替罪羊。這兩人誰都沒有活到德雷福斯事件，但是他們已經(jīng)在擔心會發(fā)生這類事。在他們看來，要解決法蘭西民族的問題，不是長年累月生活在愛國的狂熱中，而是埋頭苦干去建設一個繁榮的國家，有穩(wěn)定的政府機構和經(jīng)過良好教育培養(yǎng)的青年。從這個理論來看，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殖民帝國顯然是一步妙棋，避免面對強盛的東鄰國家處于弱勢地位而“另辟蹊徑”，在全世界人的眼里證明法國還是個欣欣向榮的國家。他們說，一旦時來運轉(zhuǎn)，國家還是可以報仇雪恥，收復失去的土地，但這不是可以依靠群情洶洶會取得勝利的。“矢志不忘，但盡量少說”——這是甘必大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qū)問題的叮囑。

阿諾托從來不是個空頭理論家，也不是個戰(zhàn)士；但是對事物的看法跟他認識的大人物們相差不大。他在議會和外交使團待過一陣子，在1894年5月當上外交部長。他執(zhí)行的政策是貫徹他們關心的事。這方面他作出一些成績，但是也造成自己的失敗。

進入奧塞河濱道的外交部時，他遇到的難題可以歸納如下：法國在德國的鐵掌之中，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與英國聯(lián)盟；問題是英國知道這個用意，利用它為自己謀利。

比如說在埃及這個問題上。巴黎在蘇伊士運河的開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望大家承認它在埃及的事務中享有跟英國類似的監(jiān)察權，在尼羅河河谷地區(qū)進行某種形式的“雙方共管”。我們從甘必大的信函知道他對此甚為關注，也向英國人提出過要求。英國人斷然拒絕。這點是可以理解的：這一個強國由于跟德國人為敵，不得不站到自己一邊，他們?yōu)槭裁匆o它送上禮物呢？

還有更使人感到為難的。從世界格局來看，要建立一個殖民帝國，法國的主要對手恰巧是大英帝國。他們又怎么能不讓英國在世界各地如同在埃及問題上那般傲慢呢？要是法國人在阿爾薩斯-洛林的沖突上經(jīng)常需要它的幫助，又怎么能夠在剛果、君士坦丁堡、東京灣或其他地方壓倒它呢？

法國為了擺脫困境，絕對需要組織新的聯(lián)盟。阿諾托于是到美國去開拓新局面，恰逢美國也正開始要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他還著手跟俄羅斯建立一種非常特殊的關系。俄羅斯既懷疑德國在歐洲的野心，也懷疑英國在東方的野心，巴不得跟法國建立密切的關系。尼古拉二世到巴黎的豪華游，首要的目標是鞏固這個新聯(lián)盟。

這次訪問對阿諾托來說，不可否認是成功的。他不久前不是把一個歐洲強國爭取過來參加法國的事業(yè)嗎？這個強國曾經(jīng)重創(chuàng)拿破侖一世，還曾在1870年站到過普魯士一邊呢！大家歡呼他的戰(zhàn)略目光、決心，還有他的才干。

他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將是一位偉大的部長、舉世無雙的外交家，要是他的一份創(chuàng)議沒有在不久以后遭遇臭名昭著的失敗的話：那是法紹達事件。

這個事件的情節(jié)錯綜復雜，但是基本事實非常簡單。巴黎為了逼迫英國接受它對埃及的共同托管，想出主意，派了一支遠征軍到蘇丹南部，在一個叫法紹達的地方插上一面三色旗。那些人的如意算盤是倫敦已經(jīng)在該地區(qū)遇上了大麻煩，主要是在喀土穆有叛亂，還把英國總督戈登將軍的性命也賠了進去，十有八九會采取息事寧人的做法，法國到那時撤回軍隊，交換條件是參與共組埃及政府。

這是一場撲克牌局，英國人還你另一場撲克牌局：他們宣稱準備兵戎相見。法國駐倫敦大使寫信給他的政府，說英國全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狂熱，對于他們的威脅要予以認真對待；英國人一心要控制前往印度的各個路段，比整條蘇伊士運河看得還重；要向他們爭奪這方面的霸權，無疑是把他們的帝國置于危險境地，他們?yōu)榱俗柚惯@樣的事發(fā)生已做好戰(zhàn)爭的準備。

法國不能冒險挑起這樣的沖突，最后退讓了，從法紹達撤兵。全國嘩然，憤怒，苦澀，惱恨。阿諾托在這樁不幸的計劃中負有責任，成為眾矢之的，受到最激烈的攻擊。他在1898年6月不得不離開外交部，讓他的繼任者去收拾爛攤子……

他只有四十四歲，政治生涯已經(jīng)中斷。這在歷史上是個大錯特錯的拙劣外交事件，而且還糾纏著另一件事，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實在是次要的。

關于法紹達一事，他始終為自己激烈辯護，直到生命最后一天還在反復說，要是沒有被迫把問題留給繼任者，他就會知道怎么讓法國以退為進，免受這份奇恥大辱。在另一個問題，他只是提出一些不完整又神經(jīng)兮兮、言不由衷的解釋。

很少事件，像這個僅僅被稱為“事件”的德雷福斯事件，花費掉那么多的墨水。要把它歸納為幾句話不免有點自不量力，但是予以粗線條的回顧也不是多余的。1894年，一名法國軍官阿爾弗雷特·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為德國間諜；他不斷地聲稱自己是無辜的，還是被判降級和關入大牢。1897年，出現(xiàn)了一些很難予以否定的新資料，證實德雷福斯確實是無辜的。是不是需要重審？整個法國分裂成“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經(jīng)過長時間的爭吵，上尉得到平反，起訴他有罪的人丟盡臉顏。

1894年10月，這樁案子還沒有鬧得沸沸揚揚時，政府官員已經(jīng)獲悉德雷福斯被控犯有間諜罪，這是戰(zhàn)爭部長梅西耶對他們說的。阿諾托在外交部，囑咐他小心，尤其不贊成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逮捕那名軍官。但是梅西耶不聽他的：為了安撫把這件事放出風聲的民族主義者報刊，梅西耶宣布逮捕德雷福斯，為自己的決定辯護，語氣肯定地說他有把握坐實他的罪名。從此以后他堅持這個立場不變，在一切場合都竭力證明自己沒有錯。

阿諾托再也不說什么。直到那時為止，他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他不知道被告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不管怎樣，這樁案子出在軍隊里；決定權在戰(zhàn)爭部而不是在外交部，這是正常的。

訴訟在軍事法庭進行，被告被判有罪，降級監(jiān)禁。在這個階段，差不多人人都深信他罪有應得，即使克列孟梭也如此（他后來成為德雷福斯最堅決的捍衛(wèi)者），他讀到判決后第二天發(fā)表的社論，奇怪大家竟會那么寬大，“叛徒”居然沒有被槍斃。

三年過去了，在此期間，德雷福斯上尉在法屬圭亞那大海中的魔鬼島服苦役，而在法國本土，他的近親，還有少數(shù)朋友，各處奔走為他鳴冤叫屈。尤其是他的兄長馬蒂厄組織調(diào)查，終于在1897年11月獲取資料為他的弟弟開脫罪名，使真正的罪人無地自容。

這時，“事件”才真正開始。德雷福斯的辯護者要求糾正錯案；他們聯(lián)系報館、政治人物，也聯(lián)系當時開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1898年1月13日，在克列孟梭主編的《震旦報》上，刊登了由左拉撰寫的長文《我控訴！》。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德雷福斯派”的宣言書。這些人來自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左翼共和派、堅定的世俗派，他們往往但不始終是反教權者；在另一“反德雷福斯派”陣營里，大多屬于但不限于天主教徒、右翼民族主義分子、反猶分子。第一類人的主要論點是，這是一場司法錯案，必須盡早予以平反；第二類人的主要論點是，軍隊的決定不容懷疑，這會打擊士氣，削弱戰(zhàn)斗力。

左拉這篇文章的題目，還是克列孟梭一錘定音的。作者原來的篇名簡簡單單：《致共和國總統(tǒng)菲利·福爾先生的信》。當時所有人的目光的確也都注視著總統(tǒng)，注視著他與政府。既然一個人平白無故給送進了苦牢，最高當局難道沒有責任把他放出來，給予糾正嗎？

國家首腦猶豫不定，議院議長也復如此。阿諾托呢？他，甘必大的學生、朱爾·費里的朋友、歷史學家，豈不是最適宜在此風云時刻挺身而出，堅定地說必須結束這場不公正的司法審判，使法國避免引起一場新的宗教戰(zhàn)爭？是的，這樁案子不取決于外交部，但是事件已經(jīng)鬧騰到這個地步，已不限于某個部門，而是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

在政府各官員中，德雷福斯派首先與他接觸。阿諾托毫不避諱向他們說明，他現(xiàn)在深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那么他沒有這樣公開宣稱又在等什么呢？不肯發(fā)出聲音讓公眾聽到又在顧慮什么呢？有許多朋友，如歷史學家加布里埃爾?莫諾，還有約瑟夫·雷納克，都再三要求他這樣做。約瑟夫·雷納克是在甘必大身邊認識他的，現(xiàn)在隨同兄弟薩洛蒙在積極動員德雷福斯的朋友；他們懇求阿諾托，斥責他，怒罵他；但是阿諾托非但不被說服，反而抗拒，甚至固執(zhí)己見。他像共和國總統(tǒng)和政府其他官員那樣——他說——應該讓司法根據(jù)自身的程序辦事，是司法來決定給或不給改正審判的機會?！皩徟械牟皇俏??！彼茀s說。對這句話，克列孟梭這樣回答他：“您沒有審判嗎？您那樣有把握？我要說的是您審判了，您每天每小時都在審判，您能用一句話去拯救那個無辜的人，您卻讓他遭受那無名的苦刑，見死不救?！?/p>

在決定德雷福斯事件的幾個月內(nèi)，充斥著激烈的辯論，阿諾托陷在這個氛圍里，竟至于引起公憤，德雷福斯派恨他，反德雷福斯派也恨他。

民族主義派作家萊昂·都德，是反德雷福斯派領袖之一，用惡毒的詞匯描述他：“在任何情境下，如果阿諾托必須作出一個決定，提出一個主意，他總是選擇最不光彩的那個，承擔最小的任務，同時又在尋找退路，可以馬上推卸責任。他相信這就是外交。一個拔腿就溜的老手！”

在德雷福斯派一邊也聽到同樣腔調(diào)的話。用社會黨領導人讓·饒勒斯的話說：“阿諾托先生在整個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一種可悲的兩面派手法。他根據(jù)說話對象的不同而說不同的話，現(xiàn)在他又裝作外交官似的默不作聲。他還天真地對朋友說：‘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不論采取什么立場的人，都受其折磨；接著必須讓沒表態(tài)的人說話了?！@不是高尚的道德，實在是庸俗的政治?！?/p>

阿諾托本人竭力擺出清高與從容的姿態(tài)，但是他不久便知道他在任何方面已失去人心，為此而難受失落。他在寫給一位外交官朋友的信中說：“這些知識分子在不久以前，還都是我的合作者、我的朋友，甚至可以說是同一教門中人，現(xiàn)在都厭惡我了。”

他的政治生涯在那個時候永遠結束了。他也是個明白人，理解到這點后也不戀棧。

對他來說，幸運的是政治不是他的一生。他主要還是歷史學家與研究人員，在書籍、資料和檔案之間如魚得水。他被逐出政治天堂后，躲在書齋里寫作，其熱忱不亞于青年時代。熟人說，他在晚年，對于自身的不幸甚至感到自豪?！拔沂悄莻€遭千夫所指的法國人?！彼f這話時笑得像個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