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翻譯文學不僅是一種媒介，一種文學交流的環(huán)節(jié)和手段，同時也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然而，在世界上數(shù)目龐大、品類繁多的文學作品中，每年僅有很少一部分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美國出版界一直存在“3%問題”——翻譯文學只占美國年度圖書出版總量的3%。不過，在美國翻譯文學網站“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創(chuàng)辦人賈德·珀斯特（Chad Post）看來，相較百分比，人們更應關注的是哪些內容被譯介了，與此同時，譯者在翻譯活動的角色與價值也應當?shù)玫街匾暋?/p>

K=柯樂山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員、訪問學者）

P=賈德·珀斯特

（美國出版人、“百分之三”網站創(chuàng)辦人）

K：美國出版業(yè)正在或曾經面臨“3%問題”，通過創(chuàng)立Open Letter Books出版社以及“百分之三”網站，您一直致力于改變這樣一種狀況。而就近些年的情況來看，這一比例是否有所變化，是上升還是下降了？您認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P：嗯，這個問題有點復雜……首先，3%這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來源本身有點混亂。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通過計算各類行業(yè)期刊中刊登的翻譯作品的書評數(shù)量得出了這一數(shù)字。這不是最為科學的評估方法，但卻是對行業(yè)現(xiàn)狀的有力控訴。幾年后，鮑克出版社（Bowker）宣布了類似的發(fā)現(xiàn)：一年內出版的20萬種書中有3%是翻譯的。不幸的是，對于有哪些書目被統(tǒng)計在內，他們沒有提供任何細節(jié)。

這也是為什么我啟動了“翻譯數(shù)據(jù)庫”（Translation Database）計劃（目前托管在《出版人周刊》網站上），以便我們能夠了解哪些書正在被翻譯，它們來自哪種語言、哪些國家。經過十余年的數(shù)據(jù)積累，在識別那些被忽視的趨勢以及領域方面，“翻譯數(shù)據(jù)庫”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2008年至2019年間，翻譯出版的小說和詩歌作品總數(shù)幾乎翻了一番。這真是好極了！但與此同時，整個行業(yè)規(guī)模也在擴大，現(xiàn)在每年都有超過25萬種書出版（另外還有數(shù)百萬種自出版圖書）。由于分子和分母都在擴大，即使譯作數(shù)量繼續(xù)增長，其占比也可能依舊保持在3％。因此，我們最好關注有哪些內容被譯介以及具體數(shù)字，而不是百分比。

“百分之三”網站截圖

K：在線國際文學雜志《文學無國界》（Words Without Borders）的編輯部主任蘇珊·哈里斯（Susan Harris）曾說過，“文學超越了地理和政治的邊界，而因為翻譯的存在，它也可以克服語言的障礙”。您的愿望是否在于促進文明間的對話？或者您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定義自己的使命？

P：我認為這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但只是一部分。如果我們能夠閱讀和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和聲音，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但除了這種利他主義角度，我只是偉大文學的忠實粉絲。并且我發(fā)現(xiàn)，來自其他國家的作家在文章結構和風格方面所做的嘗試，相當獨特和有趣。他們采用的形式富有娛樂性和啟發(fā)性，能夠幫助英語讀者和作者拓展思考的廣度：在這種媒介中，我們可以采取怎樣的形式。這對我來說非常令人興奮，也是我起初投身于國際文學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尋找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真的很有趣，如果不是因為有像Open Letter Books這樣的出版機構，很多英語讀者可能都不會發(fā)現(xiàn)甚至聽說一些佳作。

K：讓我們聊聊翻譯質量的問題，中國翻譯家嚴復提出過一種翻譯標準是“信達雅”，英文譯作的可讀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個行業(yè)問題？逐字忠誠什么時候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譯者的創(chuàng)作在什么情況下會成為對原作的威脅？過于翻譯腔（literal）的翻譯（因此可能幾乎不可讀或沒有銷路）對于作者的聲譽而言，同樣危險嗎？

P：我知道這聽起來會有些拐彎抹角，但我認為，不同的書應有不同的翻譯策略。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語言所致的，當然也有可能是書自身的性質所導致的結果。翻譯一部商業(yè)驚悚片顯然不同于實驗性的詩歌集。作為一個一般性原則，我教授我的學生去嘗試翻譯風格，而不是專注于做“字面”翻譯。想要完全解答你的問題需要更多的時間，而作為一位出版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做能夠捕捉到原作獨特聲音和風格的翻譯，讓目標讀者欣賞和享受這部作品。我說的可能有點過于簡單化了，但是如果目標讀者因為翻譯得過于僵硬、笨拙而不去閱讀這本書，那又有什么意義呢？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一部糟糕的譯作，尤其是因為翻譯質量原因而不暢銷的譯作，可能會完全毀滅作者將來出版更多圖書的機會。不過，在太直白和太自由之間有一個平衡，最好的譯者知道如何優(yōu)雅應對。一個偉大的譯者會充滿自信地寫作，給讀者提供一種信任感，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如何翻譯這本書的。作為一名讀者和編輯，這種自信對我很有吸引力，而且其通常是一個很好的標志，能告訴我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翻譯。

K：對于有意愿將作品譯成英文的中國作者，您有什么建議嗎？一些作家——如納博科夫、康拉德等——掌握了用不止一種語言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能力。然而，這些例外證明了一個規(guī)律：如果能學會用一種語言寫好文章，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將是幸運的。您會建議英語大致處于中等水平且有興趣在中國以外被人認識的中國作者自己學習英語，還是找一位他們可以信任的譯者？

P：找一位他們可以信任的譯者！有幾點原因：首先，就像你說的，大多數(shù)人只掌握一種語言。如果你真的學會了英語來翻譯自己的作品，但譯作沒有出版……我是說，這似乎是在浪費時間。更重要的是，一個好的譯者扮演的角色要比簡單地將文本從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要大得多。譯者經常充當作者和英文出版商之間的渠道。我們每個月都會從譯者那里收到數(shù)十份意見書。一個積極主動的譯者應該得到重視。他們往往能比代理人更好地理解為什么一本特定的書應該被翻譯，他們經常與許多不同出版公司的編輯聯(lián)系，并且可以協(xié)助在各類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與譯者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將大大增加你用英文發(fā)表內容的機會。

K：考慮到我們所處時代技術變革之快，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夠完成文學翻譯？如果能，什么時候？您對文學翻譯作為人類職業(yè)或藝術形式的未來有何看法？我的直覺是，這可能是留在人類手中可以做創(chuàng)造性努力的最后領域之一：一位四處游蕩的旅人盡其最大努力將一位外國朋友的世界呈現(xiàn)給自己的部落。

P：我很難想象一種人工智能翻譯程序，但話說回來，或許一切皆有可能？我同意，文學翻譯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人類完成。我認為這個過程有賴于人類思維的靈活性。僅僅翻譯文字是不夠的，你還需要捕捉聲音、音調、書中那些可能無法理解或不易理解的元素，正是這些元素將一本書變成了一件藝術品，而不僅僅是一本枯燥的手冊。偉大的譯者有能力用一種新的語言識別和傳遞這些無形的品質，這是計算機處理起來很困難的事。尤其是當你想到雙關語、文字游戲和新詞時，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個對語言（和文化）有充分理解的人，才能以一種有意義的、藝術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

K：對于沒有接觸過中文原著的人而言，這可能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作為一名編輯和翻譯文學愛好者，您所知的中國文學作品的最佳英文譯本是什么？為什么？最糟糕的呢？

P：我不想把任何人扔下車，所以我會跳過最后一個問題。我想指出的是，無論是安妮蕾絲·芬尼根·沃斯莫爾（Annelise Finegan Wasmoen），還是葛凱倫（Karen Gernant）與陳澤平，他們對殘雪作品的翻譯都非常精彩。此外，我還沒有對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任何一部譯作感到失望過。他最近為我們翻譯了蕭紅的《馬伯樂》（Ma Bo' le' s Second Life），這是一本精辟的書，突破了譯者角色以及忠于原文的限制。此外，我還想贊揚一下韓安德（Anders Hansson）和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譯的董啟章的《地圖集：一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Atlas: The Arch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數(shù)年前，這本書入圍了最佳翻譯圖書獎的候選名單。我非常喜歡這本充滿想象力、令人驚訝的書，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能有越來越多的人了解這本書。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八期，題圖來自 Unsplash@aaronbur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