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進：夏氏書信中的普實克

2019-11-27 16:4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編者按

2017年始，隨著《夏濟安夏志清書信集》各卷陸續(xù)出版，這份一手資料，引起了現(xiàn)當代文學史界的廣泛關注。這套書對夏氏兄弟的經(jīng)歷、觀念乃至秘事，多有展現(xiàn)，而且還豐富了學界對文學史上重要人物與事件的理解。

夏志清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的論爭，堪稱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界的一樁公案。通常被人們理解為意識形態(tài)之爭。那么這場論爭的背景是什么，其實通過夏氏兄弟的通信，可以有所揭示。季進此文，就是提煉這部分內(nèi)容，并配合自己對普實克美國之行的考訂，展現(xiàn)這場論爭的來龍去脈，以及夏氏兄弟的所觀所感，與所思所想。

夏氏書信中的普實克

文 | 季進

（《讀書》2019年11期新刊）

一九六一年，對夏志清來說，是個頗為重要的年份。這年的三月份，他的成名作《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終于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他也從位于偏僻小城波茨坦的紐約州立師范學院，轉(zhuǎn)到了位于賓州的匹茲堡大學。剛剛出道的夏志清躊躇滿志，對《小說史》的學術反響充滿了期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朋友間好評不斷的同時，捷克著名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ek，1906-1980）卻在歐洲最重要的漢學雜志《通報》（T’oung Pao）上發(fā)表長篇書評《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評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一九六二年），以犀利的文辭，幾乎全盤否定《小說史》的理論立場與具體評判。以普實克的身份和《通報》雜志的影響力，這對夏志清絕對是不小的打擊。夏志清奮起回應，又寫下《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科學”研究——答普實克教授》一文，發(fā)表在《通報》（一九六三年）上，從意識形態(tài)、文學史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開論辯，引發(fā)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界一場著名的學術論爭。

《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英文版，夏志清（C. T. Hsia）著，耶魯大學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年版（來源：amazon.cn）

這幾年，我有機會協(xié)助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一起整理、編注夏志清（一九二一至二〇一三年）和夏濟安（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五年）兄弟倆留下的六百多封書信，第一時間讀到了他們當年在書信中討論普實克的珍貴記錄。涉及普實克的往來信件大概有十多封，時間正好是普夏論爭的前后。由于是兄弟間的通信，彼此之間毫無保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當初兄弟兩人的真實態(tài)度和鮮明觀點，為我們還原那場著名的學術論爭的歷史語境，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獻。

一九六三年四月，伯克利春意正濃，普實克應陳世驤邀請，不遠千里，從捷克飛到美國，訪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期間，普實克做了三場演講，分別是“The Artistic Methods of Lu Hsün”（《魯迅的藝術方法》），“Modern Literature & Social Movement in China”（《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社會運動》）和“Lyricism & Realism in Mediaeval Romance”（《中古傳奇中的抒情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這期間，陳世驤除了主持演講，基本上沒有時間陪普實克，“地陪”的任務全部交給了他最好的朋友夏濟安。夏濟安單身一人，自在逍遙，又是受好友之托，很樂意招待普實克。普實克盤桓近一周，兩人倒也頗為投機，幾乎無所不談，頗有些相見恨晚之感。因為普實克緊接著會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所以當年四月六日，夏濟安特地寫了十二頁的長信，向夏志清詳細報告了與普實克交流的情況，以及對普實克的印象，供夏志清參考?？上?，那個時候郵路不暢，等夏志清收到長信時，普實克已經(jīng)結束了對哥大的訪問，剛剛離開紐約。

夏志清的全家福（左下起：夏大棟[父親]、何韻芝[母親]、夏玉瑛[妹妹]，左上起：夏濟安[兄長]、夏志清；來源：Geni.com）

這封長信雖然沒有起到參考的作用，但是長信的內(nèi)容還是很有意思的，很能看出恃才傲物的夏濟安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方面的內(nèi)容：

一是夏濟安對普實克的學術水準不以為然。夏濟安認為普實克書是看了不少，可是沒有什么理論技巧，“講的話不免籠統(tǒng)（甚至自相矛盾），盲目贊美他所討論的東西，而說不出有力的理由”。而且，普實克的英文未必暢達，也會力不從心，打不到痛處，連自己的論點，恐怕都未必能闡釋清楚。所以，夏濟安一方面對他抱有一點“原諒的心理”；另一方面相信論辯起來，他絕不是自己的對手，之所以不去打擊他，是給主人陳世驤留了面子。夏濟安覺得，陳世驤之所以如此禮遇普實克，未必是看中他的學術水準，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普實克的來訪，喚起大家對于文學研究的注意。

二是對一些具體學術問題的探討，高手過招，有形無形，盡在其中。夏濟安信中提到了一些問題，也許是他認為值得一提的交鋒，比如捷克學界如何評價胡風，如何看待一九二七年之后魯迅文學風格的變化，“五四”與現(xiàn)代文學中的個人主義到底是什么關系……現(xiàn)在看來，這些問題依然是至關重要的，讓人對高手之間的學術交鋒，心生佩服。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ek，1906-1980）

三是對普實克心懷同情。夏濟安說普實克畢竟是個可憐的老好人，他甚至建議夏志清：“請他吃一次便飯。此君在捷克的確很寂寞，一定沒有好東西吃。我們給他一點人間的溫暖，就是最好的宣傳。世驤這次對他如此的熱誠招待，他一輩子都將忘不了白克萊的人情味、美食和學術自由的空氣的。”對于普實克對中國文學的熱愛，夏濟安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夏濟安也尖銳地指出，有些漢學家和中國人所看見的中國，永遠不會是同一的東西。對于洋人學者，夏濟安有著自己的判斷。

四是關于普實克所寫的《小說史》書評。夏濟安發(fā)現(xiàn)普實克對《小說史》最大的不滿是情緒性、情感性的——“何故夏志清年紀輕輕，怎么敢對老前輩們大不敬？這種話他說了好幾次，他有點倚老賣老，說那些作家他都認得?！逼諏嵖朔磸驼f《小說史》不客觀，而夏濟安恰恰認為，普實克自己也很主觀，甚至比夏志清更不客觀。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的信中，夏濟安讀到即將赴哥大任教的司禮義神父的信，大罵普實克的書評，夏濟安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再次勸慰夏志清：“我是這些日子內(nèi)心充滿了charity（慈悲），希望我能感動你，不要對P生氣?！?/p>

看得出來，普實克對夏濟安的印象也相當不錯，非常愿意與他討論問題，因為在布拉格“沒有人跟他討論，他覺得很寂寞”，而且普實克也認為，并不一定要雙方取得一致，或者一方說服另一方。提出問題，自由討論才是重要的。后來遇到夏志清，他還不斷表示，對夏濟安“極有好感，真像交到了一位新朋友一樣”。的確，夏濟安與普實克，無論是政治立場、生活處境，還是理論修養(yǎng)、學術取向，都有著天壤之別，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很多問題的理解與評價，自然也就有著太多的差異。幸好，他們?nèi)杂兄餐娜宋闹髁x的信念，也有著足夠的包容心，所以觀點的差異，并沒有影響雙方的交往，反倒有了更多的惺惺相惜之感。

《劉鶚與其小說〈老殘游記〉》，普實克著，羅仕龍譯，2013年版（來源：Academia.edu）

克利之行結束后，普實克再飛赴東岸，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做關于《老殘游記》的演講。普實克是應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邀請來此演講的，但狄百瑞并沒有什么熱情的招待，相比起在伯克利的熱鬧，在哥大的幾天頗為單調(diào)，也沒有什么嚴肅的討論和交流。只有夏志清受狄百瑞之托，負擔起了東道主的責任，負責接送陪同，陪他到哥大的墾德堂（Kent Hall），陪他參觀哥大的藏書，特別是《繡像小說》等晚清民初的舊期刊收藏，也因此與普實克有了最直接的接觸。說起來，夏志清與普實克以前在費城的一次會議上是見過面的，但沒有任何交流。夏志清原來只讀過普實克關于蒲松齡的研究文章，費城會議上也聽他講過《老殘游記》，印象不錯。這次是第二次見到普實克，為了盡到做主人的責任，夏志清還特地去找了普實克的文章來讀，總體來說，評價也是相當不錯的。他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給夏濟安的信中說，“覺得他對宋明話本之類，很花過功夫研究”，特別是他一九五七年寫了一篇關于畢肖普（Bishop）和白之（Birch）著作的評論，很有些見地。夏志清還注意到了普實克的名作“Subjectivism＆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對普實克把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視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特征，還有對自傳性作品的推崇，都是心有戚戚焉的。當然，夏志清也發(fā)現(xiàn)，普實克對“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態(tài)度有時也搖擺不定。只是我們不知道這樣的看法，夏志清有沒有與普實克交流過。

普實克與夏志清見面當然要談一談《通報》書評的事。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夏志清在信中第一次提到普實克，就說到此事。他說，普實克“是鐵幕中人，政治立場必定和我絕不相同，但希望他不要罵得太過分”。由于政治立場的差異，夏志清從一開始就隱隱覺得，普實克的書評不會太溫和，于是主動問起，普實克倒也直率，直接表示對《小說史》很不滿意。不過，普實克也說：“如果寫書評前同我相識，我們可能交換意見，得到諒解，現(xiàn)在書評已寫好寄出，很抱歉?！睔v史不可假設，如果普實克是在見過夏氏兄弟之后再來寫這篇書評，那又會如何著筆呢？這實在令人遐想。普實克也大概講了他的批評意見，認為夏志清“年紀輕輕，如何忍心去抹殺魯迅、丁玲一輩人的功績？”夏志清自我反思，覺得書中批評得過于激烈的是丁玲，對她早期作品和延安時期的作品應該有更詳細的剖析。關于魯迅，普實克當然也覺得夏志清不公平，但最刺激他的卻是夏志清介紹錢鍾書《靈感》時的一句評論：“One is reminded here of the homage the dying in Hsün receives”（這使人記起垂危的魯迅所得到的景仰）。對普實克來說，“這句話實在是大不敬，是不可恕的”。對于普實克的這些批評，夏志清并沒有當面反駁或辯論，只是把他的一些想法如實地告訴了夏濟安，畢竟他還是把普實克看作一位漢學前輩，而且他自己又是主人的身份，不便直接反駁。

夏濟安致夏志清的書信（1963年4月6日）

不管怎樣，幾天接觸下來，夏志清對普實克還是相當尊敬，兩人相處得比較愉快，對普實克的書評也并無怨恨，只希望陳世驤的書評能早點寫好發(fā)表，可以抵消一點普實克書評的負面影響。說來有趣，普實克的書評，不是夏志清自己去找來讀的，而是普實克與夏志清見面之后，自己寄給夏志清的。普實克回國之后，很快就寄來了那本刊發(fā)書評的《通報》，長達四十七頁的長篇書評《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根本問題——評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Basic Problem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讀完書評，夏志清面對普實克尖銳的批評，內(nèi)心的失望、不滿甚至憤怒可想而知。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給夏濟安的信中，夏志清說普實克把他“罵得體無完膚。開頭第一句提出他認為不可容忍的兩大點：the spirit of dogmatic in tolerance disregard for human dignity（教條式的褊狹和無視人的尊嚴的態(tài)度）。其實他這樣罵我才是表現(xiàn)dogmatic intolerance（教條式的褊狹）”。夏志清比較自我安慰的是，普實克批評的都是屬于作品闡釋解讀的問題，幾乎沒有事實性的硬傷，所以相信聰明的讀者應該能看出普實克的偏激之處。他很想寫篇文章反駁，闡述自己的觀點，為此又認真重讀了魯迅、茅盾，發(fā)現(xiàn)“《朝花夕拾》篇篇精彩”，《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中還是有一些差小說。夏志清根據(jù)重讀的筆記，花了三個星期，寫成了長文《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科學”研究——答普實克教授》，原稿七十頁，后來改成四十六頁，加上三頁的注釋，篇幅和普實克的書評相當。

夏志清把普實克所討論的作品，全部重讀一遍，發(fā)現(xiàn)“普實克有許多remarks（評論），都是自說自話，和我書沒有多大關系，無法討論。我的結論是普實克讀書粗心，實為理論錯誤所造成的后果”（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因為兩人已經(jīng)有過交往，所以普實克給夏志清的信中也很客氣地贊成夏志清發(fā)表他的回應文章，不過，夏志清自己也說：“下筆特別當心，可捧普實克的地方仍舊捧他，態(tài)度上仍把普實克當作長輩?！边B標題都換成了比較平和的題目，并不想與普實克正面沖突。夏志清的文章寫得很客氣，但書信中還是忍不住直接批評普實克：“研究中國文學作品，一方面注重intention（意義），一方面機械地說明technique（技巧），表面上高明一些，其實自己毫無主張?！迸c普實克的論辯，讓年輕的夏志清頗感無奈，決定“以后還是我行我素，不管人家的意見，雖然也不想得罪什么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只是身在學術江湖，難免會有分歧、辯論甚至對立，面對以后幾十年中對《小說史》的批評，夏志清大概也未必真能做到“我行我素”。二〇〇四年他接受我的訪談時，就一再強調(diào)，他并不是一味反共的，《小說史》肯定的是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和張?zhí)煲硭膫€人，可惜大家只注意到了前三人，卻忘記了他曾經(jīng)也肯定過張?zhí)煲磉@位左翼作家。

[捷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著《近代中國文學論集》

普實克的書評是與夏氏兄弟見面之前寫的，無所顧忌，暢所欲言，而夏志清的回應則是見面之后寫的，顯得頗為節(jié)制，既要闡明自己的觀點，又不愿意得罪漢學前輩。在狄百瑞的建議下，還特地加了一條注釋，說明普實克訪美期間，有機會就中國傳統(tǒng)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的許多問題做了交流?！安槐卣f，普實克教授的誠懇及他那值得驕傲的博學多識，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不過，因為在與普實克教授相識之前他就已經(jīng)發(fā)表了那篇文章，我也只好違愿地與他在公眾面前辯論。我相信，普實克教授將會發(fā)現(xiàn)，在文章中我只是針對實際的討論，竭力避免了不必要的題外爭辯。”（普實克：《抒情與史詩》附錄，上海三聯(lián)書店二〇一〇年版，230頁）時過境遷，這批書信為我們回顧普夏之爭，提供了更為感性、人情的一面，還原了夏志清文章的歷史語境，更豐富了兩篇長文未能傳達的諸多歷史細節(jié)。

普實克與夏志清的論爭，說到底是意識形態(tài)、文學史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沖突。普實克旗幟鮮明地亮出“科學性”的標準，在他看來，夏志清恰恰被自己的主觀性所左右，失去了這種客觀性與科學性，甚至以政治偏見，否定魯迅、丁玲、茅盾等人的創(chuàng)作，對那些左翼作家，不但未能給予一個合理評價，反而試圖予以抹殺。這是普實克所不能容忍的：“如果研究者的目的不是去發(fā)現(xiàn)客觀真理，不是努力克服個人偏見，而是利用科研成果縱容自己的褊狹，那么，任何的科學研究都是徒勞的?！毕闹厩宀桓适救?，指出普實克之所以把抗戰(zhàn)時期的解放區(qū)文學看作中國歷史上最光輝時期的標志，是因為其“執(zhí)迷于文學的歷史使命和文學的社會功能”。對普實克所說的“科學性”，夏志清說：“我懷疑除了記錄簡單而毫無疑問的事實以外，文學研究真能達到‘科學’的嚴格和精確，我也同樣懷疑我們可以依據(jù)一套從此不必再加以更動的方法論來處理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保ā妒闱榕c史詩》附錄，230—231頁）把那種僵化教條的標準套用到文學研究中，恰恰是對文學審美性的背離。對于夏志清來說，《小說史》恰恰是以作品的文學價值為準則的。顯然，普實克和夏志清都有意無意地陷入了一種二元對抗的邏輯，兩者都達到了某種深刻的片面，都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兩人相異的立場與觀點，卻分別開啟了歐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無論是《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還是《抒情與史詩》，都已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典范之作，無論是普實克的“抒情傳統(tǒng)”，還是“夏氏范式”（王德威語），都已成為不斷激發(fā)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出發(fā)點。正如李歐梵所說，普實克和夏志清一起，“以其研究完成了具有紀念碑意義的任務”（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從這個意義來說，那場論爭似乎具有了某種啟示式的預言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