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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的人︱維舟:一個自學者的知識考古學之旅
【編者按】在歷史學和歷史書寫的世界里,有學院派出身的研究者組成的“廟堂”,也有非科班出身的通俗歷史寫作者構成的“江湖”。前者仿佛是泉源,是知識的起點和源頭,在艱深的領域里耕耘,設定歷史學的框架和疆域;后者則是河流,將前者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大眾科普,百川奔流入海,真理方能深入人心。沒有“江湖”的“廟堂”最終必然失去現(xiàn)實關懷而只能退守象牙塔,甚至淪為人們批判的“資產(chǎn)階級趣味”和“Arm-chair Scholar”;而沒有“廟堂”的“江湖”則幾乎無可避免地要淪為“民科”,令人貽笑大方。一個健康而健全的知識圈,應該是上述兩者的有機統(tǒng)一。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一直注重勾連學界和大眾,在兩者間搭建一座知識的橋梁。我們注重學界的前沿動態(tài),關注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最新進展。我們也同樣重視通俗歷史書寫與科普等“講故事的人”。在小說和當代史學興起之前,人類社會有著大量的說書人群體,從本雅明到莫言,都對“講故事的人”有過生動的描繪,這個群體承載了民間的記憶,傳承并演繹了一個個民族的史詩和神話?!爸v故事的人”這一群體在當下的中國也同樣重要,只不過隨著科技的發(fā)展,講的人和聽的人可以不用在同一個空間,講故事的形式也愈發(fā)多樣。在這個系列里,記者對一批非科班出身的歷史寫作和科普者進行了采訪。本文為第一篇。
對于豆瓣用戶和文史愛好者來說,“維舟”這個名字一定都不陌生。“維舟”真名沈茂華,1977年生,上海崇明島人。從2004年7月起他開始寫博客,那時博客的名字還叫“維舟試望故國”。被問到為什么取這個名字,他說當時注冊的時候原本想取的名字都被別人先注冊過了,一氣之下就截取了當時很喜歡的姜夔詞里的一句“維舟試望故國”,才注冊成功。當時他還在廈門讀大學,回望故鄉(xiāng)遠在天北,這句詩讓他感慨良多。但這個名字有些太長了,后來別人漸漸就習慣只用“維舟”二字來稱呼,而他也默認了這一稱呼。

維舟本科學的是新聞,寫作起來卻涉獵駁雜,以文史為主,旁及社會學、人類學等。他在諸多媒體上都有自己的專欄,寫書評也寫雜文,甚至還寫小說。文章的主題包羅萬象,古今中外,從吃喝拉撒到信仰與宗教,都在他的觀察范圍內(nèi)。若是你乍一聽說,看到這么大開大合無所不及的文風,可能會覺得維舟是一個“民科”??墒莿⑶鎱s說,讀維舟的書評,是了解一本書最省力的路徑?!懊窨啤蓖辉谝鈱W術共同體的評價,但維舟的考證文章卻讓人民教育出版社對歷史教科書做出了修正。
米歇爾·福柯在他的名著《知識考古學》當中提出了“知識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即用類似考古學研究地層學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考證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是如何產(chǎn)生的。在維舟的文章中,“知識考古學”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他的文章直指我們約定俗成的傳統(tǒng),世代沿襲的觀念,去考證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諸多概念是如何被建構而成的。一個非專業(yè)出身的人何以能夠?qū)v史問題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他的問題意識又是如何萌芽的?作為一個忙碌的廣告業(yè)工作者,他是怎么做到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年讀200本以上的書并且筆耕不輟的?帶著這許多的問題,澎湃新聞(m.dbgt.com.cn)專訪了維舟先生。
從演義小說到《元白詩箋證稿》
澎湃新聞:我知道您原來學的專業(yè)并不是歷史。您最初是為什么對歷史感興趣?能否請您談談您最欣賞、欽佩的歷史學者和著作?
維舟:我對歷史的興趣很早,從小打基礎的就是中國古典文史,也因此深受“文史不分家”、“以史為鑒”的傳統(tǒng)影響,這促使我盡力去理解歷史人物及其文本產(chǎn)生的歷史語境,同時也有了一種試圖探究某些歷史問題根源的沖動。
和很多男孩子一樣,我小時候也愛看《三國演義》、《楊家將》和《說岳全傳》,這種講史類的演義,可說是中國的特殊傳統(tǒng)。這些通俗歷史常常帶有濃厚的正統(tǒng)觀和道德色彩(特別是“忠奸”之辨),但對孩子而言,就很容易被其鮮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情節(jié)帶入到歷史情境中去。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會產(chǎn)生想要進一步探究歷史真相的求知沖動。
例如,那時歷史教科書上提到歷代都面對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這一波波的北族,他們按人數(shù)比漢族少太多了,但為何總是層出不窮,除了建造長城外似乎拿他們沒辦法,這就此成了我一個長期想了解的問題。我后來的很多文章都是這樣受問題所驅(qū)使的,因而有時看起來東鱗西爪,不成體系,但對我本人而言,那都是我有強烈沖動想解決的問題,因此每次梳理清楚,也會讓我涌起一種愉悅感。
我欣賞、欽佩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著作也因此多是這一路的。除了像司馬遷《史記》這樣氣象宏大的公認巨著之外,我偏好那種運用多領域思想資源、語文學等多種工具,闡幽發(fā)微從現(xiàn)有文本中解讀出新知新解的學者及其著作。在這方面,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法”、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所體現(xiàn)的“文史互證”及其諸多著作中運用胡語、新思想解讀古史,都可說是典范,顧頡剛從民俗學出發(fā)考察古史也是開創(chuàng)之舉。在國外學界,像海登·懷特結合文學修辭來解讀歷史文本的《元史學》,對我啟發(fā)也很大,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通常被視為文化批評,但其實內(nèi)在理路是接近的。在這方面,我特別反對歷史學自設限制,它不妨坦率承認在理論上不能自足,可以、也必須開放,大膽借入不同學科的理論思想,以加深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因為“歷史”本身與其說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不如說是關于人類處境的綜合、普遍的認知。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介紹一下自己閱讀和寫作的歷程?是怎么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的?最初在Blogbus,后來在豆瓣,您是有意識地去跟讀者互動,建立受眾群的嘛?
維舟:我開始系統(tǒng)地讀歷史著作是從高中時期起,那時一心想將來研究文史,因而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全是各校中文系或歷史系,但結果卻因高分落榜,誤打誤撞被調(diào)配去了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讀廣告學專業(yè)。起初這讓我相當苦悶,同學也不理解我的愛好,去學校古籍室查閱縣志,里面的工作人員詫異說:“我在這兒十年了,第一次遇到新聞系的人來查閱線裝書,還是本科生。”
當時新聞系必須輔修社會學、心理學和傳播學,這些科目我原先既不了解,興趣也不大,看起來和歷史也無關,但它們卻給了我看待問題的不同視角。讀的歷史多了,我也漸漸意識到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單靠歷史學本身無法解釋,需要與社會學結合——后來我才知道,“社會學之父”孔德的出發(fā)點之一也正是如此。社會學與人類學又密切相關,于是我又順藤摸瓜開始啃一些人類學,以及后來與歷史問題相關的神話學、民俗學、歷史語言學等方面的著作。我在大學里的專業(yè)、后來的工作均與歷史學無關,術業(yè)無專攻,反倒也沒有包袱,就隨著自己的興趣,一路跌跌撞撞,觸類旁通,逐漸一點點搭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
當然,這樣讀書也有很大的問題,一是不夠系統(tǒng),二是缺乏專業(yè)訓練,三是難以與學界交流,自我摸索中,甚至也不清楚自己走的路對不對。不過,網(wǎng)絡的興起給了我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接觸文獻、新知都空前簡便,互動、反饋不必說更及時得多了。畢業(yè)后有五年,我一直忙于工作,但2004年7月開始在blogbus寫博客之后,漸漸地居然開始得到了一些認可。2012年后主要轉(zhuǎn)向豆瓣,也是因為那里的氛圍更好,得到的回應更為專業(yè)。
所以,應該說,不是我有意識地去“建立受眾群”,我原本只是寫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但網(wǎng)上的互動不但給我信心,也在不斷修正我的知識體系。2009年有一次,我在讀過劉浦江著《松漠之間》一書后寫了書評,結果很意外地被劉先生的學生看到,轉(zhuǎn)給了他本人,他事后居然聯(lián)系到了我,和我通郵討論一些相關問題。我原以為他對歷史上“五德終始說”在南宋之后消亡的看法更多是一個結論而非可探討的問題,但承他見告,才知道他關懷的視野不僅于此,而是跨出了遼金宋史的范疇,往下涉及到近代的正統(tǒng)論。在劉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后,他的門人邱靖嘉還找到我,說我和鐘焓的書評,是劉先生生前認為對《松漠之間》的評論中寫得最好,他又幫我訂正、補注文獻出處,收錄到了紀念文集之中。這些都可說是意外的收獲,也部分造就了今天的我。
問題意識與時間管理
澎湃新聞:看您的文章,寫得很雜,關注的問題很多,卻也很深。我發(fā)現(xiàn)您現(xiàn)在的文章,關注的點,很多都接近于觀念史,考察一個觀念、說法或信仰是如何產(chǎn)生,有點像??滤f的“知識考古學”。想知道您是如何策劃選題的?又是如何組織材料的?
維舟:其實我沒有“策劃選題”,我的很多問題,都是在閱讀中自然涌現(xiàn)的,因為讀的書就雜,所以“選題”也就顯得雜。就我的個人經(jīng)驗來說,我覺得新知的出現(xiàn)不是那種“命題作文”,有了命題之后設法解決它,而是“知識的聯(lián)結”——我讀到某一點,突然觸發(fā)了我原先對相關問題儲備下來的知識,然后順著這個點深入開挖。大概正因此,我的思路自然地就趨向于某種“知識考古學”了,因為我感興趣的正是這些文本背后隱藏的觀念。畢竟歷史就是人,只是有時文本本身不會說話,需要我們復原、代入那個歷史語境,來體認當時人們究竟是怎么想的。很多現(xiàn)代人費解的謎團,說到底也許就是因為后人已不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因而按我們通常的觀念總是無法破解。
前一陣刊發(fā)于“澎湃·私家歷史”的那篇《中國人崇拜的龍究竟是什么?》,寫作的契機就很偶然。我是在讀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時,注意到他將“忽律/骨律”一詞比對為突厥語,這個結論讓我深感懷疑,因為這無法解釋為什么在中古歷史上,該詞可以兼指鱷魚、勇士和樂器(琵琶)。由歷史語言學入手,我推測這更有可能是“夔”的上古復輔音的分化,這可以滿足三個看似相去甚遠的詞義,也證明在古人心中,夔龍與鱷魚是同類?!褒垺本烤故鞘裁?,向來眾說紛紜,但語言學可以幫助我們窺見蛛絲馬跡,而人類學則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人何以將之神化,因為這說到底畢竟是在文化中生成的,最終,我認為這源于一種特殊的觀念,即中國人對神靈“整全性”的認知不注重其純潔性,恰恰相反,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能。遇到這樣的情況,我讀書之雜,恰好可以幫到我從多角度切入來探究問題。
澎湃新聞:看您在豆瓣和澎湃問吧上都跟網(wǎng)友們有過交流和互動,談您是如何讀書的。我看您說一年要讀200本書以上,很好奇您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么做讀書筆記和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整理的?
維舟:這個也往往只是“熟能生巧”,書讀得多了,有些地方就可以快點翻過去。我大學里剛開始讀人類學著作時,也是硬著頭皮才啃下來的,但讀得多了,熟悉了那一套學術范式和語言,漸漸地就覺得不那么難讀了;更何況有很多觀點,在不同的書里會被反復討論和征引,如果有基礎,就不必停下來一字一句看了——不過我還是習慣于從頭到尾通讀,除了某些工具書類,才在有需要時查閱相關條目。當然,除了工作、陪孩子、做家務之外,我也幾乎把自己業(yè)余時間都搭進去了。

相比起閱讀,做筆記其實往往更耗時,我讀完每本書都會做筆記,通常是摘抄,但涉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會做好tag或另外記錄存檔,以備下次看到類似問題時,迅速勾連起來,這樣積累到一定程度,問題和思路逐漸成形,有空梳理,就可以寫下來了。
澎湃新聞:閱讀和寫作都不是您的主業(yè),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平衡工作、生活和寫作的,怎樣做這個時間管理的?
維舟:這是個好問題。我的本職一度相當忙碌,早年加班加點很多,而且下班后往往還靜不下心來,讀不進書;但到后來,我開始強迫自己讀書,學會快速“切換”狀態(tài),一旦下班,就不要多想公司的事。所以有一次“澎湃問吧”中,有人向我提問說,讀書靜不下心來怎么辦?我的回答是:“靜下心來”不應該是讀書的開始,而是結果。這確實是我的經(jīng)驗之談,對我而言,讀書具有某種“鎮(zhèn)定劑”的功用。
很多朋友都曾好奇地問我:“你哪來的時間?”確實,我的工作一度非常忙碌,往往就算早下班,回到家吃完飯、洗完澡也8點了,如果工作上又臨時冒出什么事,同事電話進來,那這一晚就做不成什么事了。所以對我來說,如果還想讀書、寫稿,必須盡快切換狀態(tài)。這不是等到“狀態(tài)放松下來”再讀書,而是不管怎樣,先讀起來,慢慢地沉浸進去,就放松了。久而久之,我?guī)缀蹩梢栽谌魏苇h(huán)境下排除干擾,讀任何自己手邊的書,而且由于時間的碎片化,“斷點續(xù)傳”也很重要。
當然,這也需要意志力、規(guī)律性的長期習慣,以及時間管理的技巧。家里的日常生活當然也是時間管理的一環(huán),除了家人的理解,其實對我而言,做家務有時本身就像是讀書之余的休息。在這一點上,我的工作對我倒是也有幫助。廣告是講求不斷創(chuàng)新的行業(yè),而我所做的具體工作,又是和數(shù)字打交道,非常在意精確性。因為節(jié)奏快,總是處于多任務狀態(tài),所以必須今日事今日畢,明天要交的東西,今晚就算通宵也能做出來。這就逼得人不得不去提高效率,安排好進度,有次還和幾位作家朋友開玩笑說:“deadline是第一生產(chǎn)力?!?/p>

改寫教科書的歷史寫作
澎湃新聞:您近幾年寫過的最滿意的文章是哪幾篇?能否請您更進一步談一談理由并介紹下這幾篇文章?
維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我之前其實沒想過。實在要說的話,我想或許可以列舉這幾篇:
《寓傳統(tǒng)之意于現(xiàn)代之中》(書評,刊“見書”),這篇是評《龔鵬程述學》一書,旨在討論現(xiàn)代中國如何對待傳統(tǒng)的問題,我同意“傳統(tǒng)可以作為對現(xiàn)代社會的批判性思想資源”,但認為復古是不可能的,最終只能是“寓傳統(tǒng)之意于現(xiàn)代之中”,龔先生本人據(jù)說對這篇書評也頗為贊賞。
《赤壁之戰(zhàn)的另一種可能》(刊“騰訊·大家”):本文聚焦于中國政治中的權力博弈,討論赤壁之戰(zhàn)時,雙方為何不能妥協(xié),尤其是孫權何以冒險一搏,這種無法妥協(xié)的博弈,可說是中國政治的悲劇。
《黃道婆之謎》(刊“澎湃·私家歷史”):黃道婆的真實史料其實寥寥無幾,但卻衍生出一個龐大的歷史話語,我認為這些衍生話語本身也值得研究,它真實地折射出了人們真正的興趣不是了解歷史,而是利用歷史。
《齊國為何不能統(tǒng)一天下》(刊“澎湃·私家歷史”):周振鶴先生曾提出,齊國也有望統(tǒng)一天下,那樣中國歷史就會是另一番面貌,但我分析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齊國的權力結構受制于多元的封建勢力,這帶來開明的政治局面,但卻不能在當時的局勢下,將自己的經(jīng)濟等各方面力量轉(zhuǎn)化為軍事力量,從而在總動員化的殘酷戰(zhàn)爭中勝出。
《中國人崇拜的龍究竟是什么》(刊“澎湃·私家歷史”):以往的思路都試圖找到龍的“原型”,將某一種動物與“龍”進行比對,而我認為,“龍”確切地說不是“一種”動物,而是“一類”動物;因為古人的巫術思維符合所謂“相似律”,把相似的動物看作是同類。最關鍵的是,對農(nóng)業(yè)文明的中國人來說,能陸能水(加上飛翔功能后還能上天)的“龍”出入不同界限,這種無所不能的神能才是它受崇拜的文化心理。
這幾篇主題不一,但內(nèi)在的思路則是一貫的:都是力圖在復原歷史圖景、深入既往學術脈絡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新見。歷史當然已經(jīng)過去,嚴格來說無從復原,但歷史學是永遠開放的,我們總是可以通過多學科的工具,多參照比對,想想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另一種理解,由此才能常讀常新。這與我們對待傳統(tǒng)的態(tài)度類似:它應該是活的,不可抱殘守缺,因為事實上,正是新的理論與工具,不斷碰撞,才可以不斷刷新我們的認知,往前有所推動。
澎湃新聞:我記得您寫的“黃道婆之謎”的系列文章,后來甚至改變了歷史教科書的敘事,使教科書采納了您的觀點。我很好奇您是否會更為在意學界的評價?或者是說注重跟學界的對話?
維舟:這件事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起初我只是注意到了這一歷史敘事中的漏洞,發(fā)現(xiàn)上海、海南都在爭黃道婆是本地人,但現(xiàn)有的那一點傳世史料其實根本不足以證實任何一方的論據(jù);相反,大量的爭論其實都是后人的附加想像成分,因為各方往往都夾雜著自己先入為主的觀點。基于我對后現(xiàn)代史學的理解,覺得這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剖析個案。完全沒想到這篇很快被海南黃道婆學會的諸多學者看到,歷史學家鄭學檬教授也聯(lián)系到我,說大體贊同我的觀點,并且澳門中學歷史課本關于黃道婆事跡的描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參照我的意見修改定稿,刪去附加成份,因為執(zhí)筆者是廈大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曾聽取鄭教授的意見。中學課本里有關黃道婆的文字也會逐次修改,去掉不符合史實的附加成分。
我其實和學界的交流不多,畢竟圈子不同,更主要的是我術業(yè)無專攻,寫作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的,而不是某一類學科(例如經(jīng)濟史),這與現(xiàn)在學界的專業(yè)分工不同,也就使我很少會穩(wěn)定地與某一學術群體密切交流。我自己也知道這是個問題,但無奈自己習慣和興趣如此,一時也無法改變。我當然會注意學界如何回應,畢竟專業(yè)意見總要聽取,這本身也有助于我自己改進;至于學界評價,對我來說意義也在這里——它可以幫我確認,自己的解釋對不對,還有什么改進余地,但這不大會影響我的問題意識,因為我閱讀寫作的整個動力,是圍繞著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展開的,這一點我只需要對自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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