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疫情既是我國災荒歷史的時間延伸，也是世界災害的一個側影?，F(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使得疫病之類的災害風險陡然增加，社會為之恐慌驚悚。面對疫情現(xiàn)實，比照綿延數(shù)千年的災荒歷史，一方面啟示我們珍惜來之不易的戰(zhàn)疫勝利，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注意防范可能發(fā)生的次生災害，乃至疫災之后可能出現(xiàn)的其他災荒問題。

疫情對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也會滋生各種次生災害。清代范承謨《忠貞集》卷七《雜著·醫(yī)官沈耀文傳》中就指出了疫病流行后的災荒困頓：“大疫之后，大荒復作”。這種疫病連鎖反應往往對社會造成重大損害和破壞，百姓生計日趨艱難，《漢書》卷十《成帝紀》：“數(shù)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屢困于饑寒”，清代光緒《丹徒縣志》所載：“大荒大疫之后，凋敝已極”。因此，居安思危，防治災害尤其是有效預防災害之后的糧食危機，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史鑒作用和現(xiàn)實意義。

一、“糧食不安全”：傳統(tǒng)社會的常態(tài)生活

農業(yè)社會的根本問題是解決糧食穩(wěn)產和民食供應，維持士農工商的生存權益和發(fā)展需要，如此則禮樂文明，國家興盛?！读w》卷二《武韜·立將》極為精辟地論及此中關系，“是故風雨時節(jié)，五谷豐登，社稷安寧”，而戰(zhàn)亂紛爭年代糧食問題更加重要，甚至可以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稘h書》卷四十三《酈食其傳》中劉邦因為顧及敖倉儲糧而做出據(jù)守滎陽的戰(zhàn)略決策，“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但是農業(yè)生產的脆弱性以及災害風險的不可避免性，導致農業(yè)社會災荒流行，過去兩三千年歷史中見諸史冊的饑餓年饉屢屢發(fā)生，借用經濟學中“糧食安全”一詞來描述這種極端狀態(tài)下的生活景象的話，只能說很多時候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民生維艱，盡力乎溝洫的農民難得有幾天衣食無憂的好日子，“糧食不安全”才是他們的常態(tài)化生活。

糧食安全是一個經濟學指標，但可以用于描述古代社會的生活水平以及特殊時期的饑荒狀態(tài)。正如《昆陵莊氏族譜》所言：“五口之家不可一日不淅米”（卷首《養(yǎng)恬公譜序》，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最低限度的糧食安全就是維持生活基本需要，這樣家庭才能存在，社會才可以發(fā)展。

測算傳統(tǒng)社會的糧食安全，可以根據(jù)人口數(shù)量、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等指標進行估算，宋代以前人均糧食占有量逐步提高，但是明清時期因為人口增長，人均糧食占有量反而愈來愈低。借助于已有的中國災荒史研究成果我們很容易得到初步認識：自遠古以來的中國歷史中，饑荒就是困擾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二十四史中的災荒記載數(shù)以千計。

如果單純從人均糧食占有量這個指標衡量的話，唐宋以前還可以通過提高糧食產量來確保糧食安全，而在明清時期幾百年時間中大多處于糧食不安全的狀態(tài)下。即使在漢唐時期地廣人稀、動輒耕地百畝的生計條件下，大饑大荒也屢見不鮮。《北史》卷四《魏本紀》：“（景明二年）壬戌，青齊徐兗四州大饑，人死者萬余口?！薄缎绿茣肪砣濉段逍兄尽罚骸柏懺辏?，大饑。東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錢，死者相枕?！泵髑鍟r期饑荒連年、餓殍遍野的生活景象幾乎隨處可見，明代林俊在《奏扶持國本事》（見《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三《保治》）中描述大面積饑荒景象，災民生活苦不堪言：“陜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陜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shù)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聲，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熏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即使江南富庶之地也不能幸免于難，（雍正）《寧波府志》卷三《星野》記述了一次明代嘉靖時期的江南災荒：“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松、浙東西，斗米數(shù)百錢，道殣相望。”清代災荒更加頻繁，《清史稿·災異志》中的水旱饑荒連篇累牘，其嚴重性、頻發(fā)性遠超此前任何朝代，盛世災荒也頗為突出，《肇慶府志》卷二十二《事紀》：“（康熙五十四年八月）連年饑荒，盜賊充斥?！?/p>

面對歷史，我們不得不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古代中國接連發(fā)生饑荒，原因到底是什么？自然的原因，抑或社會的原因？我國災荒史研究中對此進行了持續(xù)探索，從氣候變化、地理環(huán)境、農業(yè)生產、荒政制度各個方面論述了災荒的成因，可以說災荒成因中自然與社會因素兼而有之，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傳統(tǒng)社會糧食不安全的狀態(tài)，導致了饑荒的發(fā)生。

二、生民何以愁苦：饑荒背后的多重誘因

古代的饑荒，一般都是多種災害共同作用的結果。饑荒與災害的關系，看似單一線性，其實在自然災害之外還有更加復雜的社會制度原因，比如賦役征發(fā)、地方管理、社會秩序等等，都是文獻可見的饑荒誘因。

地方官員不能體察民情，疏于職守，橫征暴斂，就會嚴重影響到農戶生計安全并出現(xiàn)一系列社會秩序混亂問題。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說》直陳賦斂積弊甚于猛虎毒蛇：“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宋代董煟《救荒活民書》中也對此多有批駁：“圣賢救荒，大扺以寬征薄賦為先?！薄叭司骄訜o事，橫征暴斂，不能使民養(yǎng)生喪死而無憾。一遇水旱，雖移民移粟，孟子以為不知本。”宋代歐陽修明確指出地方官員橫征暴斂是危害社會的主要原因，《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十七中論及江南災荒賑濟問題：“近年以來，省司屢于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余。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盜賊，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轉運之誅求，比于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將來繼以兇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害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

但是饑荒的直接成因還是自然災害，一如宋代胡銓《澹庵文集》卷一所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災荒，生民愁苦而無聊。”大災大荒、小災小荒、有災必荒已經成為傳統(tǒng)社會的災荒規(guī)律。其中常見者為水旱蝗災后引發(fā)饑荒，或者旱蝗之后導致饑荒。《漢書·王莽傳》記載了新莽時期的旱蝗饑荒：“風雨不時，數(shù)遇枯旱蝗螟為災，谷稼鮮耗，百姓苦饑?！?/p>

明代科學家徐光啟《農政全書》不但對歷史蝗災做了比較精準的計量分析，指出了蝗災發(fā)生的時間規(guī)律性，“最盛于夏秋之間，與百谷長養(yǎng)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為害最廣，小民遇此乏絕最甚”。徐光啟也對蝗災的危害性進行了全面透徹的分析論述，他在《農政全書·荒政》中指出蝗災與水災、旱災一起構成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上的三大災害，也是歷朝歷代饑荒發(fā)生的主要原因：“兇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p>

徐光啟《農政全書》中既肯定了蝗災的危害性不亞于水旱災害的歷史事實，也分析了蝗災與水旱災害的不同之處。首先，蝗災具有遠遠超過水旱災害的直接破壞性，蝗災一旦發(fā)生就會大面積成災?！八禐闉?，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shù)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于水旱也?！?其次，蝗災又具有相對便捷的防控特點，通過除治蝗蝻、捕殺蝗蟲等辦法可以取得顯著減災效果?！拔┗炔蝗?，先事修備，既事修救，人力茍盡，固可殄滅之無遺育，此其與水旱異者也?！?第三，蝗災的防范控制必須依靠國家的有效組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惟蝗又不然，必藉國家之功令，必須百郡邑之協(xié)心，必賴千萬人之同力，一身一家無勠力自免之理。此又與水旱異者也?？偠撝葹纳踔?，而除之則易，必合眾力，共除之，然后易，此其大指矣?！?/p>

正是因為蝗災破壞性強大，歷史時期談蝗色變者往往有之。著名的姚崇治蝗故事就發(fā)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唐玄宗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山東蝗災，《新唐書·姚崇傳》記載當時情形：“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嚴令汴州刺史倪若水捕殺蝗蟲，“請夜設火，砍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在姚崇的指揮下山東災區(qū)才戰(zhàn)勝蝗災，有效防止了可能發(fā)生的饑荒。

三、天下災荒常態(tài)化的社會根源

蝗蟲等各類災害其實是一種非常態(tài)的自然現(xiàn)象，即《春秋左傳·宣公十五年》中所謂的“天反時為災”。但是因為災害而導致饑荒，最后出現(xiàn)嚴重的災荒問題，又是一種常態(tài)化的社會現(xiàn)象，漢代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對此已經有了明確認識：“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那么，非常態(tài)的自然災害又是如何導致出現(xiàn)常態(tài)化的災荒問題呢？這個問題要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首先，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始終處于相互作用的狀態(tài)之中，自然災害會影響人類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人類社會也會影響自然災害的發(fā)生危害?！端问贰肪砣俣恫滔鍌鳌罚骸皶r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shù)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彪m然這是災異天譴的引申解讀，但自漢代董仲舒提出災異天譴學說以來，以人事附會災異已經成為傳統(tǒng)社會基本的災害觀念。而且，災異天譴之外古人也從更加客觀理性的角度解釋災害發(fā)生的社會根由，人事與災害之間具有直接的內在關系，人事不修就有可能導致災害發(fā)生?！度齾撬肌肪戆恕督鹪迦畬W》：“弘治七年，宿水連春，夏雨過時，菜麥禾苗，極目沉淪。饑民外竄，絕野蕭條。此等災害，雖曰氣運之常，亦人事不修之故。”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自然災害的破壞程度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而日益嚴重，人類社會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也會日益加強。所以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一個平衡點。

其次，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災害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相對于救荒減災的制度性因素，科學技術才是決定性的作用力量?？v然自先秦時期已有《周禮》十二荒政的制度建設，且歷代王朝專注于完善改進荒政制度，但是災荒的發(fā)生并沒有因此而有絲毫減弱。所以，阿·瑪?shù)賮喩淌诮忉尀幕牡慕洕鷮W理論并不適用于中國災情，在荒政制度之外尋找歷史災荒的根本原因的話，橫亙與天人關系之間的科技瓶頸才是饑荒之國的社會根源。中國歷史災荒之所以歷經連綿數(shù)千年之久而愈加頻繁慘烈，很關鍵的因素是傳統(tǒng)減災科學技術無法有效控制災荒，也就是存在防災減災的技術瓶頸。（民國）《慈利縣志》卷十《議會》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頗為精辟論述：“所謂挾山超海，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弊匀粸暮蹣O其強大的破壞性力量，傳統(tǒng)社會生產力水平下應對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成為應對災害的技術選擇，因此應對旱災的深耕保墑技術只能發(fā)揮有限作用，應對水潦的江河治理工程也時有河決之患。

第三，在同等減災防災技術水平下，制度因素只能有限度地發(fā)揮作用；而在同樣制度條件下，科學技術的水平差異則會造成截然不同的減災效果，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自《周禮》十二荒政施行以來，直到宋代創(chuàng)設三倉制度時期，傳統(tǒng)社會荒政的救災濟民措施還是一仍其舊。《周禮·地官·大司徒》提出荒政十二：“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倍未瓱！毒然幕蠲駮肪砣毒然碾s說》列舉的各種救荒策略，諸如散積藏、寬州縣之財賦、無拘文法、預措備以寬財用、通融有無、撤樂、聞旱則誠心祈禱、除盜賊等等措施，幾乎可以完全對應荒政十二的救荒規(guī)則。秦漢至兩宋時期災荒頻發(fā)，基本呈現(xiàn)直線遞增趨勢，期間荒政制度的影響作用姑且不計，而遏制災情的成功案例莫不與科學技術的有效應用密切相關，這一特殊災害情形可以在中國古代農業(yè)文獻中找到明確答案?！斗簞僦畷贰ⅰ洱R民要術》、《農政全書》、《農桑輯要》等農業(yè)科技著作中，詳細論述了農業(yè)減災的各項技術規(guī)程，從作物播種、除草防害、抗旱保墑以至于收獲期間的鳥獸害蟲防治，都有相應的技術措施和作業(yè)流程，對一些災害還有專門的處置辦法，如除蝗除蟲法、除霜法等等。正是因為科學技術的逐步改進提高，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災害環(huán)境、減輕了災害損失并阻止了災情惡化和饑荒流行。如果不是農業(yè)減災技術的進步與發(fā)展，傳統(tǒng)社會時期的災害問題必然更加嚴重，糧食不安全的社會狀態(tài)也會愈加激烈。

四、破解災害科技瓶頸、走出農業(yè)災荒時代

厘清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清楚地辨析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災荒問題。中國歷史災荒雖然頻繁發(fā)生，甚至被冠以災荒之國的稱謂，相對于西方國家以至于世界各地的災荒情形而言，中國歷史災荒都具有極為突出的嚴重性和頻發(fā)性特征。依靠傳統(tǒng)科學技術和人民長期堅持防災抗災，雖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如果不是充分利用科學技術減災防災，歷史時期的災荒發(fā)生只會更加頻繁嚴重；而新中國成立后，科學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現(xiàn)代科技成果也被用于防災減災，泛濫數(shù)千年的江河水災、大面積的蝗災，這些在傳統(tǒng)社會要人命、斷口糧的災害，在現(xiàn)代可以通過人工降雨、抗旱保墑作業(yè)等措施進行防治，新的技術手段也有效除治了多種流行性傳染病等等。

在近幾十年防災減災歷程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現(xiàn)代科學技術結合，其優(yōu)越性也得到充分體現(xiàn)，不但能夠做到數(shù)千年來先民們所期盼的“災而不害”，也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以僅占世界7%的耕地面積養(yǎng)活了全世界21%的人口。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shù)賮啞ど凇敦毨c饑荒》一書中構建了解釋災荒的制度體系，將民主制度視為破解災荒問題的首要因素。這種理論用于研究西方世界的災荒歷史、解決西方國家的災荒問題或許有一定作用，但是面對數(shù)千年中國災荒史就很容易陷入制度陷阱，即要么傳統(tǒng)專制的古代中國根本無從根治災荒——而歷史的記錄則是大禹治水、瓠子治河、姚崇治蝗等等減災救荒的案例層出不窮；要么現(xiàn)在的中國依然無法走出災荒時代——但活生生的現(xiàn)實是中國減災的巨大進步，這種進步甚至讓世界震驚。因此，中國的災荒有其特殊性，只有從科技瓶頸的角度去理解中國災荒才可能得出恰當?shù)臍v史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