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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重慶森林不在重慶，《巴黎評論》也不在巴黎。它在紐約，少有的能夠進入流行話題的文學雜志。

它有個特色欄目叫“作家訪談”，能被邀請采訪的必是經典意義上的作家，采訪時間可以長跨數年，問題也頗為犀利大膽，比如問龐德：“你意識到那些講話觸犯美國法律了嗎？你想過會被絞死嗎？” 問大江健三郎：“你曾在一次宴會上把三島由紀夫的妻子叫做傻逼，這是真的嗎？”

作家們不僅會聊些文學話題，也會說到自己是否被拖延癥困擾、哪種工作對寫作更有裨益、掙錢的感覺如何，等等。

比如說到工作習慣，雖然聊的是寫作，但對同類工作，或者考究人的意志與自律，都不無參考之處。

杜魯門·卡波蒂

杜魯門·卡波蒂形容自己是“一個‘水平’的作家”——“只有躺下來——不管是躺在床上還是攤在一張沙發(fā)上，香煙和咖啡觸手可及，我才能思考。我一定得吞云吐霧、細啜慢飲。隨著午后時光漸漸推移，我把咖啡換成薄荷茶，再換成雪利酒，最后是馬蒂尼?！?/p>

他說，寫作的唯一秘訣就是“多寫”。

海明威

站著寫作，則是海明威最初就養(yǎng)成的習慣。他總是穿一雙大號拖鞋，站在那塊發(fā)舊的捻角羚羊皮上——面對著齊胸高的打字機和讀寫板。

他把每天的工作進程記錄在一張大表格上——“以防自欺欺人”。

清早起床后，海明威會全神貫注地站在讀寫板前，唯有將重心從一只腳換到另一只腳時，才會挪動一下身體；寫作順利推進時，他大汗淋漓，興奮得像個小男孩；而當藝術家的觸覺突然消失，他便會感到煩躁、痛苦——他是一個嚴于律己、自我約束力極強的人。直到晌午時分，他才會拿起圓頭手杖離開房子，到泳池邊開始每日半英里的游泳。

E.B. 懷特

E.B. 懷特則直言：“一個等待理想環(huán)境的作家至死也寫不了一個字的”。

《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一大早就起身工作。他總是在卡片上寫作，之后逐步謄寫、擴寫、重組，直到這些卡片變成他的小說。

“我的時間表很靈活，但是對于寫作工具我相當挑剔：打線的蠟光紙以及削得很尖、又不太硬的鉛筆，筆頭上得帶橡皮?！边@位以挑剔、毒舌著稱的作家說道。

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一直以自律著稱。當他進入一本書的寫作階段時，會在早晨四點鐘起床，工作五至六個小時。下午的時候，他會跑步十公里或者游泳一點五公里（或者兩樣都干），然后讀一會兒書，聽聽音樂。晚上九點鐘就寢。

“我每天重復這種作息，從不改變。這種重復本身變得很重要，就像一種催眠術，我沉醉于自我，進入意識的更深處。不過，要把這種重復性的生活堅持很長時間——半年到一年，那就需要很強的意志力和體力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寫大部頭小說就像救生訓練一樣，體力和藝術敏感性同樣重要?！?/p>

奧爾罕·帕慕克

奧爾罕·帕慕克最在意的，則是把寫作、工作的地方，與起居的空間分開。因為“家庭的瑣事和細節(jié)有時候會傷害想象力，會干掉我骨子里壞的一面。家庭瑣事和日常生活，會讓人對其他世界的向往（這正是想象力所系）漸漸消逝。因此多年來，我一直都在家之外另置一間辦公室用來寫作?！?/p>

《巴黎評論》后來將這些有趣的“作家訪談”結集。簡體中文版則自2012年起，陸續(xù)推出了五輯“作家訪談”，和一本《巴黎評論·短篇小說課堂》、一本《巴黎評論·詩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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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從中篩選了一些作家的語錄，

看看誰的風格更是你的心頭好。

“嘩眾取寵與自殺無異”

E·B·懷特，E·B·white

總的來說，我不反對寫作中的放任自流。然而放任自流的結果是推到了柵欄，致使一支非作家大軍蜂擁而入，口若懸河，中飽私囊，弄得一片烏煙瘴氣。為了嘩眾取寵而寫作跟謀殺并無二致。

一個在我放打字機的桌子的下面推地毯清潔器的姑娘從來不會讓我感到什么特別的煩躁，我也沒有為此停止寫作思路，除非這個姑娘特別美或者動作特別笨。

任何人若有意識地去寫給小孩子看的東西，那都是在浪費時間。你應該往深里寫，而不是往淺里寫。孩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們是地球上最認真、最好奇、最熱情、最有觀察力、最敏感、最靈敏，且一般來說最容易相處的讀者。

有些童書作家刻意避免使用一些他們認為孩子不認識的單詞。我感覺這樣會削弱文章的力量，且讓讀者覺得無聊。孩子們什么都敢嘗試。我把難詞丟給他們，他們一反手就擊球過網了。

一個作家應該關注任何讓他浮想聯(lián)翩、讓他心潮澎湃、讓他的打字機進入狀態(tài)的東西。我沒覺得自己有關心政治的義務。

在懷特的農場里，有一根繩子，正是他的《夏洛的網》靈感來源

“我的狗……出色的批評家”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

在我心里，愉悅的東西有兩個出口：第一是對無比誘人的肉體、對女人之甘甜投以飽愛，第二（兩者基本同等）則是紙、鉛筆或鋼筆。

我寫的東西總是先念給我的狗兒，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安琪兒，它就坐那兒聽著，我感到它能聽懂一切。但是查理，我總覺得它只是在等機會插嘴。多年前，我那條紅毛蹲伏獵狗把我的《人鼠之間》手稿嚼巴嚼巴吃了，當時我說，它一定是一個出色的文學批評家。

時間是唯一沒有野心的批評家。

康拉德說過，只有兩樣東西賣得動：最好的和最爛的。

“看性病教育影片

的時間都沒有了”

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

什么叫大器晚成：我在康奈爾大學學的化學，后來又在芝加哥大學學人類學。我對威廉·布萊克著迷時已經35歲了，40歲時才讀《包法利夫人》，45歲時才聽說塞利納。

如果你研究240毫米榴彈炮，你就連看性病教育影片的時間都沒有了。

我們缺的不是優(yōu)秀的作家。我們缺的是大批可靠的讀者。我提議每個失業(yè)的人領福利支票前，都要提交一篇讀書報告。

馮內古特

“體面地生存……

困難又極度重要”

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如果錢來得太早，你愛寫作又愛享樂，那么就要有很強的個性才能抵制誘惑。寫作一旦成了你最大的惡習又給你最大的快樂，那只有死亡才能了結。經濟保障的好處是可以讓你免于憂慮，壞身體和憂慮會相互作用，襲擊你的潛意識，破壞你的儲備。

生存，體面地生存，這個過時的、極度重要的詞，對作家來說始終是又困難又極度重要。那些沒活下來的人常常更招人喜愛，因為沒人看見他們?yōu)榱怂麄兯J定的必須在死之前完成的任務，而進行的長期、沉悶、無情、既不寬恕別人也不求別人寬恕的奮斗。那些死得早、輕巧放棄的人更有理由招人喜歡，因為他們能被理解，更人性化。失敗和偽裝巧妙的膽怯更有人性，更可愛。

“有名的是《洛麗塔》，

不是我”

納博科夫，Vladimirovich Nabokov

不是我深感亨伯特·亨伯特與洛麗塔的關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他在乎，我不在乎。我壓根不管什么社會道德觀，美國也好，其他任何地方也罷。話說回來了，四十多歲的男人跟十幾歲或者二十出頭的女孩結婚跟《洛麗塔》扯不上任何關系。

有名的是《洛麗塔》，不是我。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再默默無聞不過的小說家，有著一個不知該怎么發(fā)音的名字。

納博科夫一生癡迷于蝴蝶

在顯微鏡下發(fā)現(xiàn)一個新的器官，在伊朗或秘魯的某座山腳發(fā)現(xiàn)一只未經記載的蝴蝶，都令人心醉神迷。相比之下，文學靈感所帶來的愉悅和收獲根本不算什么。俄國若是沒有發(fā)生革命，我也許就全身心投入鱗翅類昆蟲學，根本不會寫什么小說，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納博科夫和妻子外出捕蝴，但也走不遠，因為他害怕坐飛機。

“空洞無內容的秘密

具有強大的魔力”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我覺得在一定年齡，比如十五六歲時，寫詩像是種自慰。但到晚年，優(yōu)秀的詩人會焚毀他們早期的詩作，拙劣的詩人則把它們出版。

一個空洞無內容的秘密具有強大的魔力。人們常提起“共濟會之謎”，究竟什么是共濟會之謎？沒人說得出。只要它空洞無物，就可以往里面填塞任何可能的內容，它便有了魔力。

我猜，沒有哪個嚴肅學者是不喜歡看電視的。我只是唯一承認的一個。

我喜歡一個說法，叫固執(zhí)的無興趣。要培養(yǎng)一種固執(zhí)的無興趣，你必須把自己局限在特定的知識領域。你不可能對事事都求知若渴，必須強迫自己不要樣樣都學，否則你什么也學不到。

“特權就是，

做讓自己滿意的工作”

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你越是擁有權力，你就越是難以知道誰在對你撒謊而誰沒有撒謊。當你到達絕對的權力，你和現(xiàn)實就沒有了聯(lián)系，而這是孤獨所能有的最壞的種類。一個非常有權力的人、一個獨裁者，被利益和人所包圍，那些人的最終目標是要把他與現(xiàn)實隔絕；一切都是在齊心協(xié)力地孤立他。

我認為，寫作是非常難的，不過，任何悉心從事的工作都是如此。然而，所謂的特權就是去做一種讓自己滿意的工作。我覺得，我對自己和別人的要求都過于苛刻，因為我沒法容忍錯誤；我想那是一種把事情做到完美程度的特權。不過這倒是真的，作家經常是一些夸大狂患者，他們認為自己是宇宙和社會良知的中心。不過最令我欽佩的就是把事情做好的人。

加西亞·馬爾克斯一家

“一直不停地挖掘是好事”

村上春樹，Murakami Haruki

十九世紀的人——我指的是有閑階級，有很多時間，他們讀大部頭的書，去戲院坐上三四個小時看一出歌劇?？墒侨缃衩總€人都很忙，社會上也不再有真正的有閑階級。閱讀《白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于身心有益的，但是人們現(xiàn)在沒有那么多時間。所以小說本身經歷了很多大幅度的改變，我們不得不抓住讀者的脖子硬把他們拖進來。當代小說作家在使用很多來自其他領域的技術——爵士樂、電子游戲，等等，等等。我覺得在今天，電子游戲比任何東西都更接近文學。

當我寫作的時候，有時候我會感覺自己是一個電子游戲的設計師，同時也是一個玩游戲的人。我編造了這個游戲程序，現(xiàn)在我正置身于游戲當中，我的左手并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這是一種超脫，給人一種分裂的感覺。

他（村上龍）的天賦在于自然、有氣勢，他好像擁有一口離地面很近的油井。我的情況則不同，我的石油儲藏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我必須不停地挖呀挖呀，非常辛苦，而且找到石油要花時間。可是一旦找到了，我就非常堅強和自信。我的生活是系統(tǒng)化的，一直不停地挖掘是件好事。

《巴黎評論》的得名，是因為它是在1953年春，由六位美國青年在巴黎創(chuàng)辦。蓋伊·特立斯形容他們是“盡管出身于富貴之家并且畢業(yè)于哈佛或耶魯，但他們似乎都熱衷于裝扮成窮困潦倒的乞丐，為逃避各種收賬人而東躲西藏?！彼麄兗缺梢暷切﹣戆屠杪糜蔚拿绹慰?，也想嘲弄輕視他們的法國人。他們就這樣過了一段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上攵?，他們想要給雜志注入些什么樣的東西。

它的Logo上畫的是一只美國禿鷹，手里握著一支筆（代表寫作），頭上戴了一頂法國傳統(tǒng)式樣的帽子，整體是說它融合了美國精神和法國精神。

因為高質量的作家訪談，這套《巴黎評論》被很多大學的寫作課因為教科書。它比文學史生動多了，八卦之余，也能窺見每一個作家到底是怎么去寫作的。尤其是當你自己遇到了某種問題、困惑之時，看到他們的一些說法可能會有醍醐灌頂的效果。

《巴黎評論》的采訪有個特點，就是作家擁有編輯權，這讓他們更為放松、信任，也顯得比較坦率。尤其在聊一些現(xiàn)實的生計問題時。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使女的故事”造型

比如，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說自己經歷過一段非常貧困的日子，那時候，為了吃飽肚子，她必須小心在意每一分錢——但她仍然認為自己所經歷的貧困并不是真正的貧窮，她成長于錢并不存在的環(huán)境中：家住在樹林里，自己耕種蔬菜。但是，她覺得錢對于女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你在經濟上依賴一個人的時候，你的想法改變之大會讓你自己大吃一驚。”

曾經常年是諾獎熱門的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認為，如果他照著剛入大學的打算成了一位律師，也不會對美國文化造成什么損失。

這種坦率，讓人在閱讀這套書時，頗有放松、信任的感覺。

原標題：《一幫老人家的訪談，讀起來有點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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