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裝衛(wèi)生巾是誰的問題

近日，一則感慨衛(wèi)生巾居然有散裝的微博，配以100片衛(wèi)生巾售價21.99元和買家針對“這么便宜的三無產品也敢用”的質疑做出的“生活難”、“我有難處”等回應的圖片，引發(fā)了有關“月經貧困”、“衛(wèi)生巾稅”等議題的輿論熱潮，截至8月30日下午四時，微博話題#散裝衛(wèi)生巾#已有12億閱讀、20.2萬討論。

經濟與文化雙重壓力下的月經貧困

散裝衛(wèi)生巾是否三無產品、質量有無保證等問題幾經反轉仍無定論，對于擁有更多話語權的城市中產女性而言衛(wèi)生巾的價格可能還比不上一杯奶茶，但市場對低價衛(wèi)生巾的需求無疑從側面證明了“月經貧困”的存在。《南方都市報》刊發(fā)的一則報道提到，“月經貧困（Period poverty）”指的是女性因經濟負擔能力不足或受到落后觀念等因素制約無法在經期內得到足夠的衛(wèi)生用品，而無法有尊嚴地度過生理期。南都記者的采訪顯示，在中國，一名女性每年在衛(wèi)生巾上的開銷從200余元到千元不等，確實對不少貧困女性造成了經濟壓力。受訪的公益組織負責人表示，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和家庭收入的限制，“毛巾、草紙、用完的作業(yè)本、破布條都可能成為女孩們應對月經的選擇。”

《新京報》“‘散裝衛(wèi)生巾’爭議背后：被遮蔽的全球‘月經貧困’和女性生理剛需”一文中提到，根據BBC于今年“世界經期衛(wèi)生日”5月28日發(fā)布的報道，印度3.55億有月經的女性中只有36%有條件使用一次性衛(wèi)生巾，其余2.3億名女性只能使用破布、果殼、灰燼、樹葉或者是牛糞來處理經血。即便在英國這樣的發(fā)達國家，14歲-21歲的年輕女性中，有一半曾因經期缺課，每十人中就有一人無力負擔衛(wèi)生用品。文章進一步指出，月經禁忌也是導致月經貧困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對月經的污名化早已被科學消解的今天，對月經的言說仍然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而“難登大雅之堂”。不過作者欣慰地提到近年來越來越多女性開始打破禁忌，例如英國女孩基蘭·甘地在2015年時選擇在月經第二天在不使用任何衛(wèi)生產品的情況下跑完馬拉松全程，傅園慧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接受采訪時坦然講述自己正在來例假，女性在公共領域為自己的需求發(fā)聲或將是解決月經貧困難題的關鍵一步。

“衛(wèi)生巾稅”是性別歧視嗎？

此次“散裝衛(wèi)生巾”引發(fā)空前熱議一定程度上也與近日公布的醫(yī)保改革措施相關聯。微信公眾號“女泉”刊發(fā)的“偉哥、包皮手術齊進醫(yī)保，誰來考慮避孕藥和衛(wèi)生巾的福利比例”一文指出，此次的改革內容顯然對男性更有利。以避孕為例，盡管2017年起免費提供避孕藥具被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項目，但基層網點發(fā)放的避孕藥具數量與實際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車薪，與此同時根據相關調查，女性承擔著80%-90%的避孕責任，一名女性一生在避孕藥上的花費大約為2萬到8萬元不等。在此背景下，作為女性生理剛需的衛(wèi)生巾稅率是否過高的問題成為了公共討論的焦點。目前衛(wèi)生巾所屬消費稅為“增值稅”，與其他零售商品一樣，稅率為13%。文中提到，一方面衛(wèi)生巾免稅已經逐漸成為全球趨勢，澳大利亞、印度、牙買加、尼加拉瓜、尼日利亞、坦桑尼亞、黎巴嫩、肯尼亞、愛爾蘭、加拿大以及美國的十余個洲都已對女性衛(wèi)生用品免稅，另一方面也有網友指出免稅不會帶來衛(wèi)生巾價格的大幅降低，更有效的措施有賴于政府的進一步調控和對衛(wèi)生巾生產商的優(yōu)惠扶持。

關于衛(wèi)生巾稅率的討論中還有一種帶有性別歧視色彩的聲音認為，衛(wèi)生巾之所以貴是因為女性消費者無腦追捧大牌所致，是一種智商稅?！督缑嫖幕房l(fā)的“從‘粉紅稅’到‘智商稅’，呼吁更便宜的衛(wèi)生巾究竟令誰不滿？”一文探討了衛(wèi)生巾議題中的雙重性別歧視，一方面是將男性需求默認為標準，導致女性須為同等商品或服務支付更多金錢，另一方面男性往往抱持非理性消費的刻板印象對女性大加撻伐，哪怕是在衛(wèi)生巾這樣男性毫不了解的領域當中。根據文中定義，“粉紅稅”指的是在購買質地、用途、款式相似的商品或同類型服務時，女性消費者支付的金錢往往比男性消費者要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兩輛同一公司生產的滑板車，其他參數完全一樣，粉色的卻要比紅色的貴20美元。在此邏輯下，只有女性使用的衛(wèi)生巾也被作為一種“附加”需求來看待。上世紀90年代的研究認為，“粉紅稅”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女性消費者沒有充足的價格信息用來對比，網購時代的新問題是信息足夠，但個人的精力有限。并且在消費社會，男性同樣會被消費主義裹挾，而只有女性受到交“智商稅”的指責本身就是一種不公。

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刊文對中國衛(wèi)生巾發(fā)展史進行了簡單勾勒，并指出這是一段女性失語的歷史。文章開頭便指出，“衛(wèi)生巾到底是一個健康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抑或是一個經濟問題，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仍然沒有找到答案?！睋髡呓榻B，1982年，中國從日本引進了第一條衛(wèi)生巾生產線。1985年，福建人許連捷創(chuàng)辦了恒安集團開始生產“安樂”牌衛(wèi)生巾，1986年買下熱播電視劇的片中廣告打開了銷路。但直到1990年，整個衛(wèi)生巾市場的年銷量也僅為20億片。與此同時，國外的衛(wèi)生巾品牌開始進駐中國，并通過廣告帶來了舒適自信度過經期的價值觀，到1999年，中國衛(wèi)生巾年銷售量達到300億，一半中國女性用上了衛(wèi)生巾。到2016年，中國女性衛(wèi)生巾覆蓋率超過了96%，達到了發(fā)達國家的水準。但在作者看來，輿論場對衛(wèi)生巾的建構始終是畸形的，早年作為禁忌與污穢被避而不談，當下卻又作為一種商業(yè)符號被消費，而極少作為一種女性權益的話題被討論。無論是在汶川地震后還是在武漢抗疫初期，女性對衛(wèi)生巾的需求總是不被重視，而在散裝衛(wèi)生巾引發(fā)的此輪關注當中，很多討論又是撕裂和無效的。文章最后總結稱：“它是消費市場的問題，是文化習俗的問題，是親密關系的問題，甚至是政治的問題，卻總也不是女性自己的問題。有時候她是一部分女性的問題，卻也不是全體女性的問題?！?/p>

馬克龍為黎巴嫩帶來的是什么？

學者Joseph Daher在《雅各賓》發(fā)文稱，摧毀貝魯特的爆炸是對數十年來錯誤統(tǒng)治黎巴嫩的政黨的控訴，然而現在，這些政黨正在利用這場災難作為借口，在馬克龍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慫恿下，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8月4日的爆炸發(fā)生后，許多國際和地區(qū)國家元首宣布支持黎巴嫩人民。然而，正如從以往的危機中了解到的那樣，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將這些時刻視為促進和深化新自由主義的機會，包括將市場經濟擴展到迄今由國家主導的各個經濟部門。

爆炸發(fā)生幾天后，在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的倡議下，舉行了關于黎巴嫩的視頻會議。會議匯集了約30個西方和阿拉伯國家的代表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歐洲投資銀行的官員。

8月6日，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前右二）訪問爆炸過后的黎巴嫩貝魯特港口。

他們同意向黎巴嫩提供總額為 2.527 億歐元的緊急援助。他們還承諾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但條件是黎巴嫩實施“體制改革”。

馬克龍在悲劇發(fā)生幾小時后高調訪問了黎巴嫩，他堅持要組建一個能夠進行“改革”的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Kristalina Georgieva宣稱，通過實施“改革”來“打破黎巴嫩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個月前開始的討論僵局”是“至關重要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實施這些“改革”作為發(fā)放任何財政援助的先決條件。2018年4月在巴黎舉行的“西德爾”會議（全稱為“通過改革和企業(yè)參與推動發(fā)展的經濟會議”，法語為La Conférence économ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par les réformes et avec les entreprises，縮寫為CEDRE）的與會者也是如此?！拔鞯聽枴睍h該會議承諾為黎巴嫩提供超過110億美元的貸款和贈款，作為對這些資金的回報，黎巴嫩政府必須承諾發(fā)展公私伙伴關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縮寫為PPP），降低債務水平，并實施緊縮措施。

占主導地位的教派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盡管存在對立，但都同意這些措施。黎巴嫩民族團結政府由所有這些黨派組成，由前總理哈里里領導，后來他在2019年10月抗議運動爆發(fā)后辭職。

他們的2020年預算計劃包括合并或廢除一些公共機構，以及國有電力部門的私有化，所有這些都符合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德爾”協議的要求。這些政策只會加劇新自由主義的災難，自1990年代和該國內戰(zhàn)結束以來，黎巴嫩已陷入這種災難。

黎巴嫩內戰(zhàn)后走上了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東其他地方推行的經濟自由化道路，重點是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和私營部門的增長。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加強了黎巴嫩經濟長期以來的特點：以金融和服務為導向的發(fā)展模式，其中社會不平等和地區(qū)差異非常明顯。

黎巴嫩是該地區(qū)乃至世界上財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也是人均億萬富翁最集中的國家之一。2019年，10%的成年人擁有70.6%的財富。

在中東和北非地區(qū)，公共產品的私有化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要是在工業(yè)、房地產和金融部門。近年來，國際金融機構在世界各地推動公私伙伴關系，將其作為私有化和私營公共利益的新工具。中東和北非地區(qū)也不例外。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歐洲復興開發(fā)銀行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始后的活動。歐洲復興開發(fā)銀行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促進基礎設施公私伙伴關系。公私伙伴關系模式尤其旨在促進私人管理公共基礎設施（特別是在電信、電力和衛(wèi)生領域）。歐洲復興開發(fā)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經常堅持認為，必須將此類基礎設施私有化作為提供貸款的條件。

與此同時，一些中東國家通過了公私伙伴關系立法，以加倍推進公共服務和國家基礎設施的私有化。在沙特阿拉伯，公私伙伴關系已成為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推動的“2030年愿景”經濟和政治戰(zhàn)略的基本內容。在“2030年遠景”之后提出的“2020年國家轉型方案”，詳細闡述了沙特新領導班子的經濟政策，并將私人資本置于未來沙特經濟的中心位置。

同樣，在2011年起義和2012年起沖突日益軍事化之后，敘利亞政權加快了其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在2016年1月通過了一項公私伙伴關系法律，授權私營部門管理和開發(fā)除石油以外的所有經濟部門的國有資產。

黎巴嫩主要政黨和資產階級的不同派別利用私有化計劃及其對各部委的控制，加強了裙帶關系和腐敗網絡，而黎巴嫩大多數人口則遭受貧困和屈辱。

示威者在過去幾個月中將目標對準了金融機構，攻擊了不同地區(qū)的總部和銀行分支機構。但是，在不久的將來任命一個新的民族團結政府，尤其是哈里里領導的政府，將會加強銀行的地位。

總之，馬克龍呼吁建立一個團結的民族政府，將所有主流政治力量聚集在一起，這只能有助于維護現有的宗派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政治體系，以及其精英的社會地位。這一解決方案得到了本地區(qū)和更廣泛世界的許多國家的支持，并將使新自由主義“改革”得以深化。

希臘新的致命移民政策與全歐洲有關

《遠方的光：歐洲邊境的流亡與避難》一書作者Daniel Trilling在《衛(wèi)報》發(fā)表文章，稱每次雅典推走難民船，都是整個歐洲大陸為了自身利益的結果。

《紐約時報》披露，希臘秘密驅逐了1000多名尋求庇護的難民，將其中許多人遺棄在愛琴海的充氣救生筏上，這是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的最新例子。自2015年以來，希臘實際上已被歐盟其他國家用作抵御不受歡迎的移民的緩沖區(qū)，使數千名難民滯留在愛琴海島嶼和大陸上衛(wèi)生狀況糟糕的營地。與此同時，歐盟與土耳其匆匆安排的交易中，后者同意代表歐洲充當邊境警察，阻止難民越境前往希臘，以換取財政援助和其他外交讓步。

今年春天，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土耳其決定向希臘邊境輸送數千名移民，以此向歐洲施加壓力。這激起了民族主義的反彈，隨后希臘保守的新民主黨政府采取了幾項強硬的、在法律上有問題的邊境管制措施。今年早些時候，《紐約時報》還報道說，希臘在與土耳其的陸地邊境經營著一個秘密拘留中心，以便在不給人們申請庇護的權利的情況下進行即決驅逐（summary deportation）。最新披露的希臘在愛琴海的行動也符合同樣的模式。

在希臘萊斯沃斯島難民營，一名父親抱著他的女兒。

在地中海中部，人們仍然試圖乘坐利比亞蛇頭的船從北非出發(fā)越境到歐洲，歐盟幾年來一直試圖通過關閉救援行動來阻止移民。結果是，人們要么更有可能死在海上，要么被送回利比亞。在利比亞這個戰(zhàn)區(qū)，對移民的酷刑、強迫勞動和虐待——其中一些發(fā)生在被歐盟視為合作伙伴的利比亞官員手中——被廣泛記錄在案。今年春天，意大利和馬耳他（和希臘一樣，它們也被歐洲鄰國用作緩沖區(qū)）對救援船只關閉了港口，理由是由于疫情它們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

雖然意大利此后允許一些船只靠岸，但馬耳他顯然借著新冠疫情的機會，組建了自己的私人商船隊，在海上攔截移民，并將他們交給利比亞海岸警衛(wèi)隊。正如移民監(jiān)督組織Alarm Phone在4月份報道的那樣，馬耳他不愿意把人帶進港口，導致一艘載有60多人的船在海上漂流了好幾天，期間有乘客死亡。

很容易將這些情況完全歸咎于歐盟地中海邊境的國家。但他們的行為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政府看來是有益的。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在3月希臘-土耳其邊境危機期間宣稱：“我感謝希臘在這些時候成為我們的歐洲盾牌”。

過去五年來，移民政策的強硬轉變是逐漸發(fā)生的，這是由幾種相互競爭的利益驅動的：右翼民粹主義者，認為非歐洲移民是一種文明威脅；中間派政客，試圖通過接受民粹主義者的一些要求來抑制他們；以及安全和國防工業(yè)，提供高科技解決方案，例如無人機監(jiān)控，已經取代了地中海的海軍巡邏。當歐盟委員會在下個月公布其關于移民和庇護的新公約時，它可能會被正式確定，這將在未來幾年塑造歐盟的整體政策。最新的委員會是去年任命的，已經臭名昭著地通過創(chuàng)建“保護歐洲生活方式”專員職位表明了其意圖。

為這種轉變辯護的理由可能是，難民危機在歐洲許多地方引發(fā)了反移民的反彈，政客有責任平衡相互競爭的利益：保護弱勢移民的需要vs一些選民限制移民的愿望。但這類安全措施最終會從根本上改變提出這些措施的國家的性質。監(jiān)督歐盟的非政府組織Statewatch本月發(fā)表的一份報告警告說，歐盟的“驅逐機器”（deportation machine）正在出現：歐盟的邊境機構Frontex（歐洲邊境與海岸警衛(wèi)局）計劃大幅提高能力，協助成員國驅逐那些被拒絕居留的移民。

根據Statewatch的說法，這種擴張增加了“由Frontex資助和協調的驅逐航班可能會將難民轉移到他們有遭受酷刑或迫害風險的國家”的風險，因為歐盟各個成員國評估人們庇護申請的方式不一致。新的執(zhí)法措施將得到大規(guī)模收集個人數據的支持：歐盟還在建立一個龐大的新生物識別數據庫，以保存所有入境的第三國國民的詳細資料，這個計劃受到了隱私專家和移民權益組織的批評。

作者呼吁，這種模式對權利的侵蝕應該引起所有人的關注，它是國際性的，而不僅是一國的事。當國家選擇采取極端措施將難民趕出自己的領土時，這有可能會破壞為保護難民而存在的整個體系。